居家男人

抵御通胀未果，面临衰退风险

Tue, 03 Jun 2008 05:58:47 GMT

快速贬值的货币创造了亚洲经济奇迹，但也许她又会成为汹涌而来的通货膨胀的牺牲品。

从北京到曼谷的中央银行正在失去他们的赌注——全球经济放缓对物价上涨压力的缓和。北美和欧洲的出口需求尽管已经减弱，持续增长的国内消费还是推动亚洲通货膨胀率高至26%。

根据彭博社数据，在中国、泰国、菲律宾以及其他至少8个经济体中，基准利率都低于通胀率，导致各国实际的存款负利率。风险在于，物价将更加快速上涨，导致经济过热以及随之而来的衰退。

“除非存在阻止通胀的有力措施，投资者将重新看待亚洲的成长故事，并将意识到情形并不像看起来的那么乐观。”巴克莱集团经济学家Sailesh Jah认为，“信心将会减弱，股票和资本流出量等资产价格将会出现重大修正。”

泰国央行已经将其主要利率在3.25%的位置保持了将近一年，而通胀率在这期间翻了3倍，已经达到6.2%。在去年12月早些时候宣布计划执行从紧货币政策的中国人民银行，从2007年底开始一直维持贷款利率7.47%不变，即便在通胀率上冲8.5%，几乎达到12年新高的时候。

地震余波

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在上月毁灭性的地震余波中面临失去更多的“土地”，而这次地震也给银行增加了发放更多贷款用于重建的压力。

“如果央行不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最终的修正会在高很多的价位上来临。”Daiwa研究院高级学家Kevin Lai在香港说，“问题拖得越久，风险就越大，而随之而来的衰退期也会更长更痛苦。”

亚洲80年和90年代前期的繁荣终止于1997年的泰铢贬值，并引发一系列货币崩溃和境外投资者从这个区域快速和大量抽离资本的情况。

亚洲，这个有6亿人口挣扎在每天收入不足1美元贫困线上的地域，那些国家的政府已经在控制价格缩水和支撑经济发展的不同需要下出现了分歧，包括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在内的几个国家已经决定通过价格控制和补贴提高通胀承受力，就是为了避免提高存款利率。

难以想象的“松”

“政策制定者都期望较慢的全球增长可以帮助他们降低通胀率，”汇丰投资集团高级经济学家

Robert Prior Wandesforde在新加坡说，“那样的好事不会发生。货币政策实在是太宽松了，他们有太多的补救措施需要去做。”

在越南，银行贷款利率在去年增长50%的基础上，2008年头四个月又攀升14.7个百分点；而在新加坡，该数字与去年4月同比也增加了24.4%。在中国，工厂和资产类的收益率在头四个月内达到了25.7%。

即使在5月12日中国四川省的地震打击之前，中国的制定者都一直在犹豫是否要提高存款利率，担心因此破坏抑制国际投机资本流入的努力。

据来自上海的独立经济学家Andy Xie估计，灾后重建可能最终将耗费中国1千4百4十亿巨额资金，将给已经处于过热危险中的经济增加很多需求和价格压力。

压力渐增的银行

中国银监会消息，至5月21日，银行已经调拨827亿元重建贷款。Societe Generale的亚太经济学家Glenn Maguire在香港表式，鉴于政府强力要求银行快速处理这些贷款，通胀可能在本月早些时候加速升至10%，。

亚洲并非唯一增速低于通货膨胀的经济区域。“全球而言，各央行设置的短期存款利率平均增加值都没有超过通货膨胀率，”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其制定的货币政策方案经常被引用的John Taylor在5月28日一次东京演讲中讲到，“这被看作是一项主要的货币政策原则。”

巴西的政策制定者4月份提高了基准利率，这也是通胀率超过5%的三年内的第一次。同月，委内瑞拉首都的消费品价格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9.3%，显示央行提高借贷成本的措施对压制拉丁美洲的超高通胀率收效甚微。

俄罗斯的利率

在俄罗斯，央行今年已经提高两项利率，但并没有压住消费品价格的上涨，4月份与去年同比增加14.3%，创5年来最快增速。

Fitch Ratings5月27日在一份报告中指出，不断上涨的价格威胁到了新兴市场国家的信用评级。俄罗斯是所谓BRIC（包括Brazil、Russia、India和China）经济体中最弱的一个；报告同时认为，在亚洲，越南和斯里兰卡也在风险最高的10个经济体之列。

这一区域中一些国家的央行正在尝试弥补错失的机会。从06年5月至07年12月共下调基准利率14次的印尼央行，已经在5月6日将借贷利率提高25个基点，并表示未来会考虑继续提高。巴基斯坦央行5月22日也突然宣布决定，今年第二次提高基准利率，以抑制持续了至少25年的高速通胀。

三月情况未变

越南央行2月份大幅提高拆借利率50基点至8.75%，但依然无法阻止通货膨胀的逼近。3月和4月利率保持不变，并宣称2月份的行动和其他措施已经取得成效，消费品价格被控制在可以忍受的范围内。

但如今情况却并非如此。5月央行行长Nguyen Van Giau表示利率水平已不适合当前市场形势，并随即调高 3.25个百分点。当月，通胀率达到了25.2%。

有些央行甚至还没有加入这场战斗。斯里兰卡已经将其回购利率在10.5%的位置上保持了15个月。在5月消费品价格26.2%的增幅基础上，该地区的实际利率已经到了最低点。

泰国央行直到7月份才最后一个调低其政策性利率，而马来西亚央行从06年4月以来对3.5%拆借利率未作任何调整。菲律宾05年10月以来没有调高过利率。

上述三国的政策制定者们表示他们已经准备好了，只要通胀加速，就会提高利率。巴克莱集团的Jha担心他们能否兑现诺言。

“现实的情况是：他们总是在等待，直至最后一刻，”Jha说，“他们总是做得太少、做得太晚。”

据“Shamim Adam in Singapore at sadam2@bloomberg.net， Kevin Hamlin in Beijing at khamlin@bloomberg.net Last Updated: June 1, 2008 12:00 EDT” 译出

源文档 <http://www.bloomberg.com/apps/news?pid=20601109&sid=achs5_KU4K0c&refer=exclusive>

Technorati 标签: 亚洲经济,通货膨胀,衰退,彭博社

岁尾絮语——丁亥年（2007-2008）

Tue, 08 Jan 2008 04:02:57 GMT

Technorati 标记: 岁尾絮语, 丁亥年

第一次，有了岁尾絮语的写作。起初考虑以公历年为周期每年一次例行写作，但起意的这一年末，诸事繁多，显然无法在新的元旦之前完成，遂稍作调整，仍以公历年为骨干，但在新的春节之前完成，适当包含春节前的一些内容。

相比春节，想来记不清元旦是哪一天的人应该不多。那是什么原因呢，你有没有想过？因为元旦就是1月1日，而春节除了是春节之外，总还要被加上一个几月几号的标签。其实人们记不清楚的是这个对应关系，因为每年都变。而之所以春节不仅仅是春节，因为在历法这件重要的事情上，农历已经让位于公历，而处于一种从属地位。其实这也正是东方让位于西方、农业让位于工业的一个表征。

这样一个让位的进程还在不断继续之中。不过我希望不只是单向的退让，也有交错、融合的发展。

丁亥年春节前后的情形我已记不甚清，大约记忆容量太过有限，这也更显记录的必要，可作容量的扩充，增加生活的记忆。

三四月的时候，天越来越热，也越来越多闻到卫生间橱柜下发出来的异味，还有厨房的油烟机往外吹风而不是吸油。于是请人来拆了，发现真的是败絮其中。结论是：装修房要不得。之后清理现场、订购新橱柜、安装等等，平添不少麻烦事。两月余厨房不能开火、缩在小浴缸里洗澡，好歹算是熬过来了。再也不要有这样的事，年岁渐增，以后恐怕是折腾不起了。

十月间，老婆有一次海外旅游的机会，欣然同意前往。于是有一周余爷俩相处，小子倒是显得更乖，知道没有任何倚仗了。

儿子日渐长大，不一定比同龄的孩子高、大、壮、聪、敏……但他自己发展的轨迹也还是明显的：从口齿不清到复词长句、从碗筷把握不稳到双手熟练合弹钢琴、从在外轻言少语到能与诸多小儿欢颜笑语甚或吵闹争执（有时也能逢人主动招呼了）。12月早间，第一次少儿英语考级6关过了3关，最弱的模仿倒是过了。老婆似乎不甚满意，我倒觉得还行，学得快有时也不见得好。在幼儿教育上，平等是我牢记并注意实践的一点：与他讲话时俯身面对、使用成人语言；其他方面尚需更多的理论学习，以利更好地发挥和提升家庭教育的作用。节后第一天上学，回来跟我们讲学校的事，说“张思语收到了圣诞老人送的一个圣诞老人”，小儿的语言，真的有简单快乐的精彩。

11月间，和老婆都去做了体检，身体基本健康。唯有七八月间偶感鼻子不适，到九十月间不见好转，在两次两所医院检查后确认过敏性鼻炎。配了些药，无非抗组胺抗过敏类西药，还有滴鼻剂什么的。是药三分毒，加上医生只能改善不能治愈的说法，以及一向以来我对类似西医疗法的不认同，药基本放着没吃，转而网上搜索信息去了解过敏性鼻炎的究竟，找到一种据说融入了传统中医熏蒸疗法的鼻腔熏蒸器。或许很多人会不信，偏巧比起西药来我更愿意尝试这样的东西，它算是遇到人了。买来了用了，症状确有改善，平时不适感轻了没了，喷嚏也少了。如果一朝根治，一定会向大家推荐的。

去年股市红火，年前也买了点基金，现在看来，至少在抵充通货膨胀上还是有点作用的。后又听了朋友的消息，拿着点零用钱重入股市，几经易手，依然套牢。或许钱还是现赚现花最上算最省心，不过家无存粮我还是会心慌，毕竟有家有小的。

越来越喜欢介绍自己的朋友、同学、熟人相互认识，不一定有什么特别的目的，多半是随性而为，总觉得也有分享和交流的快乐与满足，总觉得也可以拓展各自的社群，所谓多一个朋友多条路，生活也会更多彩吧。也在不断地尝试做些新的事情，或许有不专注之嫌，却不忍放弃发现和创造新机会。

年岁渐长，亲历亲友中老人离世的次数也多了。年中二伯故世，身后两位堂兄依传统操办，至冬至日入葬。因为拆迁，曾祖父以下的故去长辈们都已迁陵嘉定华亭息园，二伯也随葬此处。实际上，早在毛泽东时代，祖父已经平了祖坟坟冢。所以从我小时起，并未见过祖地上的祖坟。祖父母去世后骨灰也只是深埋在自家地里。在息园的陵墓，都是征地后拆迁时重建。我也是第一次去祭扫，甚至第一次知道了曾祖父和祖父的正式名讳。息园很大，地上的墓碑有雕刻很精美、装饰很豪华的，甚至还有设在高台上的陵寝，整整齐齐密密匝匝的。冬至日这天雨大天冷人多，烧纸钱、放鞭炮、酹酒墓前，人们多半用传统的方式在祭扫亲友的陵墓。我不去指责大多数人的选择和方式，更何况如今的城市殡葬业已具有了庞大的经济规模，无论如何其商业运作至少是成功的。不过我确实认为有更好的缅怀和祭奠方式。至少，对待生死，我们都应该有自决权。

今年，还去了法院，自己完成了对一家损害我利益的公司的起诉，得到了支持判决。过些时日，可能还要要求强制执行。伸张正义从我做起，如果我们不能利用真正的武器来亲者痛仇者快，至少要懂得利用最基本的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

生活如此多彩，只要你愿意，总能寻找到乐趣。如果有闲自己泡泡茶、喝喝咖啡，更好过什么都拿钱去买。我们常常干着单调的工作，拿着赚来的钱再去买这买那，成了无聊的消费动物。学会了消费，其实也意味着放弃很多东西，或者很多生活的细节和内容就被忽略了，或者被简单的一种消费给解决了。如今我也在试着慢慢找回这些细节，慢慢填充一些内容。比如喝茶，你可以袋泡，也可以去店里，但也不妨自己烧水、备壶备茶泡来喝；普洱、铁观音、乌龙，红茶、绿茶、花茶，紫砂、瓷壶、玻璃壶，名堂不少哦。你还别说，紫砂壶泡出来的铁观音就是比什么玻璃杯、飘逸杯泡出来的好喝。而且这紫砂壶也有得一看，有质有型，保温留香，果然名不虚传。还有那咖啡，你可以速溶，你可以咖馆，但也不妨买来豆子自己研磨（甚或烘培），美式滴滤、手工滤泡、法压壶泡、摩卡壶泡，不用很多钱，你也能泡好咖啡（有钱你还是可以买个全自动意式咖啡机，不过又有做回消费动物之嫌。总之，消费不可过度。）；之后加糖加奶，或者打点奶泡弄点花式，那你就随意了。

是为丁亥年岁尾絮语，与大家分享。

改于：2008年1月8日星期二

请给贫困地区的孩子们捐献衣服

Mon, 07 Jan 2008 04:39:56 GMT

转发朋友发来的邮件。请有心人关注，谢谢！

大家看看下面链接的资料图片，邮寄点衣服给寒流和贫困中的孩子们。
这些地点多在甘肃和西藏，
图片镜头的焦点也许有点让你觉得夸张，
但是基本上我知道哪里很多地方是非常贫穷的，
如果你不曾去过那边的贫穷山村，
就让你心意和祝福随一个小包裹邮寄过去吧、
新年快到了，也许你此时在盘算今年是好过了还是更难过了
或许你在寄望明年一切都如意。
或许你也开始收拾衣橱准备过年，你会发现有很多衣服早就用不上了。
你甚至打算扔掉这些衣服。
尤其是看到你的孩子和老婆还在不停的添置新衣时，
此时你能想想漫长冬季的山区有一些地方吗，
有这样一些孩子，还是看图片吧
看链接吧——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0/item_detail-0db2-83b5e8a0a8791af536e129e2575643d3.jhtml#
可以把家里不穿的衣服收集一下。
花点时间，花点金钱到邮局去一趟。去邮寄到那些贫困的山区吧。
算是给这些孩子一个新年的礼物和你的祝福。
在你行动之前我有几个建议:
1；请仔细阅读捐赠的要求，从尊重别人开始。
2；请多照顾后面的捐赠地点，因为大家都习惯从前开始，后面的地方可能就被冷落了。
3；最好能打电话咨询一下你要邮寄的地点是否还需要。万一地址有误或者无法寄达就不妥了。
4；你不一定有时间做这件事，你可以建议你的朋友来做。
5；我这里的邮局似乎在股市开门的时间比较空闲，这个时间或许能避开高峰期。（现在到处都排队不知是好还是坏）
6；如果你愿意花点时间付出行动，就在收拾包裹时心存美好祝福吧。算是大家一起用行动送出春节礼物吧。

城市记忆和都市旅游

Wed, 05 Dec 2007 07:36:43 GMT

城市记忆！说起来我是离土农民，本不会特别知道城市，更不会特别知道城市有否记忆和她的记忆是什么。我有的记忆多半是乡村的、泥土的……

不过如今好歹也算生活在这个城市，便也自以为是地关心起她来。于是一鳞半爪零零碎碎看到一些（看书而已）、听到一些、访到一些……城市于我也似乎具体了很多、亲近了很多。

然则今日记下这些，倒也不是有什么特别的探讨，无非因为趁着节假到处闲逛，去了几处未曾去过的所在，兴起而作备忘；也想起尚有一些其他类似所在，列出个表来或也可以成为自用和分享的实用信息。这么说的话，与城市记忆的学术和文化议论确实不搭一边，要说是旅游信息，勉强算是。咳——，其实我也无非就是借个词说个事，别当真，别当真，别太当真。

今就起个头，下次细说。

一个离土不久的农民，无论以何种方式、从何种角度谈论城市似乎都是不够格的。不过既然如今俺们也算生活在城市，而且据说“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就算以生活的名义，让我也说说城市的这个那个吧。

上海这座城市，我不晓得谁最有资格来说，不过我总记得一点，我是不算特别有资格的。如今记下一些文字，主要的目的实在也是为我这个离土农民更增加对这个城市的了解。

《南京》上映——美国人眼中的中国版《辛德勒的名单》

Thu, 05 Jul 2007 08:09:31 GMT

消息说，本月七日，由曾获奥斯卡纪录短片奖的两个外国人执导的、记述日本南京大屠杀暴行、拿下多项大奖的纪录片《南京》将在上海银幕上映。该片被美国人称为中国版的《辛德勒的名单》，通过讲述1937年日军占领南京后，滞留当地的十几位西方人出于人道主义，建立国际安全区，保护南京市民免遭日军杀害的故事，客观、真是的再现了南京大屠杀的人间惨状。影片对日军侵华暴行的真实揭露，令沪上媒体看片会始终沉浸在一种沉重和悲怆的气氛中，不少观众流下了眼泪。

据悉，摄制过程中，工作人员辗转多国，采访了近80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及当年的日军老兵，从6个国家收集了各种音像和文字资料，其中包括一名叫约翰·麦基的西方人用16毫米小摄影机冒死拍摄的40分钟录影，这一短片中直接表现日军暴行的内容被评为“《南京》中最让人背脊发凉的片断之一”。

另据报道，接受采访的日军老兵中，鲜有对那段历史表现出忏悔之意的。

【文海评论】

日本兵不忏悔、日本政府不道歉，70年过去，人事皆非，很多历史都要被遗忘了。德国总理下跪过，欧美人民对希特勒、墨索里尼、纳粹一点都不陌生，《辛德勒的名单》、《少女日记》……没有人否认和忘记这段历史，反而我觉得他们最终倒是可以相对比较轻松地翻过这段历史了。而当年与德国处于同一阵营的日本，西方人也许离得太远没有切身体会、东方的受害者的记录、控诉也未见详细深刻和广泛，他们的恶行真的要随风而去的。未作了断的历史是不能让他翻过去的。

日本兵和日本固然可恶，我们自己难道就值得称道吗？！为了断这段历史，我们做了多少积极的工作。《辛德勒的名单》固然不是我们拍的，《南京》倒是有中国制片人想要入股拍摄，不过总归也不是中国人发起拍摄的，最终还是第三方完成了这部片子，“第三方视角更具可信度”这样的评论也随之发出了。

可信度？看来连我们自己都有点不相信了，真实真的要变成虚妄了。人说“众口铄金、积毁销骨”，说的是好的说成坏的，可是现在发现，坏的也要不断地说才不至于让它变好。

自己的权益是需要自己去维护的，不能老是想着等来包青天、毛主席、救世主……如果苦难自己都不言说，又怎能期望别人的关照和恶人的自省。如果听任不公正加诸别人，总有一天也会降临你的头上，别人的是自己的，历史的也会是现实的。

历史需要清算，不光是为了历史。

行知艺术师范学校的前世今生——兼记我眼见的城市变迁

Tue, 03 Jul 2007 08:35:29 GMT

记得是今年（丁亥年，2007年2月18日始）春节过后，我所住公寓后面那座校园的拆除正式动工了。

这座学校拆除前的校名为“上海师范大学行知艺术学院”，而她的前身，则是上海行知艺术师范学校。

行知艺术学校以“行知”名之，确与教育家陶行知大有渊源，就像我的母校上海市行知中学一样。

据考，行知艺术学校渊源于陶行知先生1939创建之重庆育才学校，是她的延伸与发展。而其最近一次复校，只是在很不远前的1985年。（至于更详细的历史变迁，有待考证，有些与其有关的人物值得关注，可为旁证，比如擅长年画的陈宏仁）。

节后到现在，地面建筑基本夷平，前两天挖开地面见到的坚固的地下建筑（防空洞？）也敲碎压平打实了，仅剩一座围满了脚手架的建筑，可能开发商有意整修而不直接拆除，或者可以改为会所/售楼处什么的？！

这里将要立起的，就是我们小区的二期。

对于这个学校，因“行知”两字的缘故之外，还因近年就住在边上，此番又在陈丹青《退步集续编》中看其忆及一些艺术人事（夏葆元、魏景山、陈逸飞……）时在文字中提到行知艺专，似也有关，所以找来一些资料和事实，拼凑在一起，算是对我眼见的一些变化的补充和纪念。

据称这个校区占地三十余亩，也就是两万平方米左右，不大。查陶行知生平时了解1946年4月先生曾回上海为育才学校寻新址，因彼时重庆已难以生存。只不知当时新址是否此处。

园内计有教学大楼、“七重天”学生宿舍楼、拥有一百四十四间琴房的音乐楼、堪称国内先进的天光画室美术大楼、造型新颖的行知综合楼，内有艺术陈列馆、舞蹈房、演播大厅、会议室、阶梯教室、计算机房、音乐欣赏室等；还有花木扶疏、曲径回廊的“师陶园”，汉白玉的陶行知半身雕像端坐其中。这些，从所住楼层一直都曾望见，只是其时校园实已关闭，所以只是远观，从未深入其中，也不知哪幢是哪幢。那个小的凉亭倒是很容易区分，这两天只剩骨架移立在工地的一边，原来还有两座。还有一个足球场，两边各摆铁框球门，去年夏天时青草疯长，冬天枯黄时有人放火将其烧尽，及至年后建筑工棚搭建其上并将楼一幢幢夷平时，今年的草又长了起来，这些天踩踏碾压，却又凌乱了。

1985年9月复校后，学校主要从事音乐和美术专业的五年制大专和四年制本科教育。1997 年 11 月，“为转变政府职能，理顺办学管理体制”，市教委决定将上海行知艺术学校委托上海师范大学管理，改名为“上海师范大学行知艺术学院”。2001年6月，上海市教委“沪教委发（2001）109号文件”决定，原上海行知艺术学校正式划归上海师范大学。上海行知艺术学校 1985 年— 1997 年全部档案已移交虹口区档案馆保管。托管期间（ 1997 — 2001 年）形成的文书、教学、财会、声像等档案 1374 卷已移交上海师范大学档案馆保管。

查现时上海师范大学16个学院中，有音乐学院和美术学院，想来行知艺术师范的生命应该是在这里延续了。

一本书的辛酸故事

Wed, 27 Jun 2007 08:54:24 GMT

新华社退休高级记者杨继绳　2007年2月3日

这是一本关于社会阶层研究的书。应该说，这并不是我的力作。但是，这本书出版中经历的种种劫难，却令人深思。
　　现在这本书有四个版本（其中一个是盗版的版本），四个不同的名字：《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香港三联书店，2000年5月）、《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报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盗版）、《中国各阶层的分析》（花城出版社，2006年6月）、《中国当代社会各阶层分析》（2006年12月，甘肃人民出版社）。为什么一本书有四个版本？为什么2006年半年之内由两个出版社出版两次？这是中国出版界的一种奇特现象。
　　刚刚写成，就遭厄运
　　 1998年12月初，今日中国出版社约我写一本书，分析改革以来中国阶层状况。这家出版社因出版了《交锋》等几本畅销书而名噪一时。他们看到了我的《邓小平时代》的稿子，很感兴趣，但这本书最终给了中国编译出版社于1998年12月出版了。今日中国出版社就转而就请我为他们写关于阶层的书。由于刚写完《邓小平时代》，我手头上有很多需要处理的事，就婉拒了他们的请求。但他们很坚决，丢下5000元定金就走了。好意难却。此时我也觉得，《邓小平时代》从时间的纵轴上反映了改革，如果再从阶层一个一个的横截面上反映改革的情况，也是很有意思的事。决心下定，我放下其它工作，动手写作。为了赶时间，我昼夜兼程，连元旦和春节也没有休息。经过半年拼搏，1999年5月底就交稿给他们。但此时，今日中国出版社不知出了什么书，受出版主管部门的惩罚，不让他们再出书了，原来出畅销书的几位编辑也被迫离开了这家出版社。我的这本书也就无法出版了。刚刚写成，就遭厄运。这是这本书的第一次“枪毙”。
　　被人盗版，状告无门
　　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1999年，香港三联书店出版了我的《邓小平时代》（海外版），他们的一位老领导对这本书很满意，要求编辑继续向我约稿。他们问我手头还有书稿没有，我就把《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的稿子给他们了。2005年5月，香港三联就出版了。这本书在海外有一定的影响。一位欧洲汉学家还跟我谈起过这本书。但内地读者无法看到，毕竟是憾事。
　　 2000年12月，武汉大学一位熟人告诉我，他们大学图书馆有我的一本新书：《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报告》。我说，不会吧，我有这样一本书，在内地没有出，题目也不一样，你是不是记错了。不久，《中国记者》编辑部余振鹏告诉我，他收到一篇来稿，是为我的书写的书评，他让我看看。我从他那里把稿子拿来了。题目是“两栖于新闻与学术之间――读杨继绳《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报告》”作者是肖峰，宜昌市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这篇书评对这本书称赞有加。说是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我没让《中国记者》发这篇书评，经上网搜，果然有这本书，作者是我，是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看来是有人盗版香港三联的那本书。我向新闻出版署投诉，打了几个电话，无人理睬。我又给新疆人民出版社打电话，他们查了一会儿，说：我们没有出过这本书。这位盗版者不仅盗了我的书，还盗用新疆人民版社的名义，真是胆大包天。这种严重的情况，出版主管部门却听之任之。眼看自己的书被盗版，权益受到侵犯，却告状无门。我只好忍气吞声。我国出版管理部门对公认的好书的“监管”十分得力，经常大开杀戒，而对盗版行为、对那些低级庸俗的书却大开方便之门，不知居心何在。
　　城门失火　殃及池鱼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在台湾买到了我的《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香港三联版），这时他们正在做阶层分析的研究。据说所长陆学艺让课题组的人都看看我这本书。2001年初，他们还约我到他们课题组座谈了一次。这时我才知道他们这项研究课题是院长李铁映下达的，并拨款200多万元作课题费。李铁映对他们说：“一个是阶层，一个是民主，这两个课题必须研究”（大意）。2002年初，他们出版了《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析报告》（19个人集体编写，陆学艺主编）。媒体对这本书大加炒作，把它当作官方对阶层的最新看法，十分畅销。恰好2002年11月的中共十六大提出了社会阶层问题。北京三联书店抓紧这个时机，要求我将香港三联的《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进行资料更新，他们要出版这本书。能在内地出版这本书当然是好事。我用了两个月时间完成了资料更新，并对全书作了一次修改。元旦和春节也没有休息。刚刚修改完成，社科院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析报告》却成了禁书。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我花了两个多月时间修改的书，再一次被“枪毙”了。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析报告》被禁，却另有原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总工会主席尉健行对李铁映说，你们那本书不好，大庆工人闹事就拿了你们那本书。
　　原来，这本书“当代中国的工人阶层”的研究报告中有一段话：
　　因为其所处的地位和境遇，工人在各社会中都带有激进特征，力求改变现状。当不能通过和平途径实现目的时，有可能采取激烈行动。包括罢工、示威、骚乱和革命。工人所拥有的资源的特征决定了其激烈行为的成本较低，收益可能较高。（失去的只是锁链，得到的是整个世界）。与其它社会地位较低的社会阶层相比，工人具有较高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其激烈行动能力更为强大。与其它高地位阶层相比，工人阶层的激烈行动更容易得到社会同情。
　　那时，大庆石油工人为“买断工龄”问题引发了上万人的群体行动。这段话成了工人们的理论指导。作为全国总工会主席的尉健行感到事态严重，所以对李铁映说了上面的话。李铁映听了尉健行的话，就让社科院停止销售这本书。由此可见，《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析报告》成为禁书，不是中宣部、也不是新闻出版总署的意见，而是李铁映的“自律”行为。虽然中共中央强调了研究阶层问题的重要性，由于李铁映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他的话一传达下去，各级主管出版的官员们不加分析，所有关于阶层分析的书都不让出版了。尽管我的书没有这样的内容，但北京三联接到通知，这类的书再也不能出了。
　　在这以后，不少出版社和书商知道我手上有这本书，试图出版。但几个出版社报批，都没有通过。还是李铁映的话，和他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析报告》那个案例在起作用。
　　书落花城　一波三折
　　　 2005年秋，出版界似乎有点松动。这时又有人向我要这本书稿。年底，我把书稿交给了广州花城出版社。2006年年初，出版社认为这个选题好，还表扬了责任编辑，把这本书作为2006年的重点选题。到3、4月，书的编辑进展很快，一切顺利。4月，花城出版社和我签了出版合同。责任编辑钟洁玲是一位业务水平高且很有经验的女士，她在编辑上很下功夫，拿书中的警句放在一些页眉上，版式也很讲究，目录也增加了提要，很吸引读者。
　　但是，书编好以后，广东出版集团某领导人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提出“暂缓出版”，书稿被打入了冷宫。按通常经验，“暂缓出版”就是判了无期徒刑，也就是不能出版。钟洁玲很着急。问我有什么办法。
　　这时我找到了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胡国华。他原在是我在新华社的同事，广东的出版工作正好由他主管。我告诉他这本书没有政治风险。他说：你是不是在香港出了什么书？我说，是的，出了《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这事已经过去了，难道我被列入了黑名单？他说：哪有黑名单？！他让责任编辑把稿子送给他看看。钟洁玲送给他了。他后来说：这样的书出版社自己拿主意就行了，何必让我说话？有了他这句话，打入了冷宫的书又进入了编辑程序。在编辑过程中，钟洁玲每天和我用电子邮件联系。这期间我生病住院，书中有大量的数据要我核定，我躺在病床上忍着病痛完成了这些任务。
　　 6月中旬，小钟电子邮件说：“你好！你的书刚好赶上了书市。是16开，高有245毫米，宽有170毫米，很大本，360多页，40万字，定价38元，印了8000册。”书市又称书展，每年一次，2006年书展地点在新疆。7月是新疆的好季节。花城出版社将这本书作了大广告。
　　两天以后，小钟电子邮件说：“有一个坏消息：你这本书我还没有拿到样书，接上面通知，要我们暂停发行。这是我从业以来未遇过的事情，这本书真是多灾多难啊。上面调了发行部仅有的样书到局里审查。不知结果如何。”后来我得知，在新疆书展上中宣部出版局长张小影和新闻出版署某人看到了我这本书的广告，下令把这本书和广告从展台上拿下来。
　　　我很愤怒。张小影还没有看我的书，就下令封杀，这是蛮不讲理的作法。广东和北京知识界不少人知道我的书被封杀了，纷纷来电话对我表示同情。恰好这期间我到一个记者培训班讲课，听课的一百多人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记者。课间休息时他们对我说：杨老师，我们支持你，《中国青年报》的“冰点”专版被封，在全国掀起了“冰点事件”。你这是一本专著，比报纸的一个专版份量不轻，我们可以掀起比“冰点事件”更大的风波。我不想把事件搞大，更不想搞成全国性的事件。我对他们说：“拜托，请不要动笔。需要你们帮忙的时候我一定会请你们帮忙。” 我想通过说理途径解决。
　　四处说理　终遭封杀
　　我决定找刘云山讲理。我怕他人不在，还写了一封信。如果能见到他就当面讨个说法，如果他不在，就把信留下，免得白跑一趟。信中说：
　　在新疆书展的第一天，中宣部出版局张小影局长，在广东出版集团的广告中看到作者杨继绳的名字和书名以后，到花城出版社的摊位上索要这本书。书还没有运到，她没有拿到书。不知道她出于什么考虑，就下令停止销售，一律封存。．．．．．我想，如果张小影局长看到了我的书，并且粗粗阅读之后，就不会下封杀令。．．．．这本书思想上没有越轨、材料上没有泄密，不可能有被封杀的理由。这本书被封杀后在广东和北京的知识界议论纷纷。人们都在猜测个中原因。有人对我说，是不是你2004年底在我国香港出版了《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一书，中宣部把你列入了封杀的“黑名单”？我从来不相信“黑名单”的说法。我党一贯主张不因人废言，我党从来没有说过，某人出了一本有争议的书就剥夺他说话的权利。现在改革开放已近30年，社会开放程度与过去有天壤之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今天可以得到很好的贯彻。所以，我不认为封这本书的原因是我进了“黑名单”。
　　我把“黑名单”问题挑明是因为中宣部过去曾经多次用口头方式通知某人的文章不能发、某人的书不能出。他们说这种话时不让传达、不让作记录。只让少数有发稿权的人掌握执行。
　　 6月28日上午，我径直到了他的办公室。在那豪华而宽阔的办公室里，只有一个秘书在清理文件。我问：“刘云山同志在吗？”他说：“开会去了，上午回不来。”我说：“有一封信。”他说：“你放下吧，他会看到的。”我就把信放在他的办公桌上，还压上了镇纸。
　　离开了刘云山办公室，我想，既然来了，干脆找张小影谈谈。我敲了敲张小影办公室的，里面应声后我推门而进。见一位职业中年女子坐在写字台前看文件。我通报姓名以后，她还算热情，也比较客气。我对她说：“你连我的书都没有看，就把我的书封杀了，我找刘部长告状来了。”我顺手把给刘云山的信的复印件给了她一份，说：“这就是我告你的信，已经给刘部长了。”她说：“我哪敢封你的书呀，我看到广告，觉得这个问题敏感，就说要好好把把关，没有说封书。我以为书还没有印呢，所以才这么说。”
　　下午，我给花城出版社社长肖建国打电话，告诉他中宣部并没有封杀令。书可以卖。谁知肖建国却不承认张小影在新疆说过话。他说：“张小影没说封书的话。”我问：“那为什么不发行？”肖说：“是我们自己违了规。出版局事先说暂缓，我们没按这个意见办，就印了。”他把胡国华干预的事省略掉了。
　　肖建国这样做是有他的难处。有人告诉我：因为上面封我的书时对出版社说：不要说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说的，只能说是出版社自己的问题，是出版社自己处理的。还说：这件事要低调，不要张扬。
　　肖建国不敢违抗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的意见。如果违抗，出版社可能面临以下危险：不给书号（出版管理部门每年给出版社会若干书号，有一个书号就能出一本书，没有书号，就不能出书）；停业整顿；关闭出版社。等等。肖建国只能打掉牙齿往肚里吞。出版社损失10多万元，还得代人受过。
　　我又给胡国华打电话，问：这本书你不是放行了吗？为什么印出来了又不让卖？胡说：问题不是出在广东，是出在新疆。我说：我已找过张小影，她不承认她封了书。胡：反正问题不在广东。
　　这时我从另外一个渠道得知，为了寻找封杀这本书的理由，上面又让广东省委宣传部组织审读小组，对这本书写一个审读意见。4月中旬，出版社已经组织专家写了一个审读意见，对这本书不仅肯定，还有很高的评价。现在组成的“审读小组”是奉命行事，是先定罪，后找证据。我也得到了这个审读小组的“审读意见”，竟把这本书说得一无是处！可怜的审读者们！他们竟在强权面前放弃了知识分子的人格和学术尊严！
　　有两位律师朋友建议我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知识界的朋友也劝我告状，他们说：官司一打,影响就大了，这对扩大知识分子的民主空间有好处。这不是你个人的一本书的问题，如果人人都忍辱负重，民主就不能进展，如果大家都奋起斗争，违背宪法的“出版自由”、“言论自由”的人就没有市场。我是想打官司。告谁呢？告张小影，花城出版社不敢作证；告花城出版社，他们是不愿封书的。况且告了花城，曾为这本书沤心沥血的责任编辑钟洁玲也成了被告，她不是很冤吗？官司一打起来，她怎能在出版社继续呆下去？
　　甘肃求生　波澜未止
　　　　在我犹豫间，有两家出版社找我，说他们可以继续出这本书。由于“不可抗力”，作者和花城出版社的合同自动终止，作者有权再出版。经过考虑，我同一家比较边远的出版社――甘肃人民出版社签订了合同。为了在法律上稳妥起见，事先我又同花城出版社签了一个“终止合同协议”。
　　　　　12月中旬，甘肃人民出版社的书终于面世，印数18000册。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书一出版，甘肃人民出版社很快接到了上面的指示，印出的书一律封存，不准销售。还追查这本书的出版情况。花城出版社也接到了上面追查的通知。但是，上面的行动晚了一步，18000本书绝大部分发到书店去了。上面只好没收胶版，不让再印。甘肃人民出版社因出版这本书被停业整顿三个月，扣全年书号数的20％！好在社会影响已形成了，最近我看到两家报刊上已发登出了读者对这本书的评论。读者对这本书是定的。
　　这本书的故事是否就此终结了呢？还得看一看。

我国拟规定子女可按照父母双姓起名

Tue, 19 Jun 2007 08:30:26 GMT

扬子晚报6月11日报道 我国首部姓名登记单行法规《姓名登记条例（初稿）》，已于日前由公安部研究起草完成，目前已下发全国各地公安机关组织研修。昨日，记者获悉，《姓名登记条例（初稿）》中首次对公民起名作出了硬性规定：公民应当随父姓或者母姓，但允许采用父母双方姓氏。据介绍，子女采用父母双方姓氏时，可以按照双姓起名，但不算作复姓，按照目前我国现有1601个姓氏计算，这种做法可以新增加128万个双姓，将极大程度解决大姓人口姓名重复的问题。

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允许子女随父姓或母姓，提倡采用父母双方姓氏，既可以表明子女与父母双方的家族和血缘关系，同时对于解决大姓人口的姓名重复问题，也具有积极意义。现行婚姻法第二十二条作出了“子女可以随父姓，可以随母姓”的规定，赋予了公民选择姓氏的权利，体现了男女平等的原则。但在表述上容易产生子女可以随意采用姓氏的歧义，同时也未涵盖采用父母双方姓氏的情形。因此，基于上述考虑，《条例》作出规定：公民应当随父姓或者母姓。允许采用父母双方姓氏。

对于公民取名用字，应当在一定前提下予以必要的限制。《条例》规定：姓名不得含有下列内容：1.损害国家或者民族尊严的；2.违背民族良俗的；3.容易引起公众不良反应或者误解的。《条例》规定：姓名不得使用或者含有下列文字、字母、数字、符号：1.已简化的繁体字；2.已淘汰的异体字，但姓氏中的异体字除外；3.自造字；4.外国文字；5.汉语拼音字母；6.阿拉伯数字；7.符号；8.其他超出规范的汉字和少数民族文字范围以外的字样。考虑到我国姓名所用字数中单姓的通常为二至三个汉字、复姓或者采用父母双方姓氏的多为三至四个汉字，《条例》规定：除使用民族文字或者书写、译写汉字的以外，姓名用字应当在二个汉字以上、六个汉字以下。

《条例》还对姓氏变更的条件、名字变更的条件以及不予办理姓名变更的情形进行了详细规定。

为了防止滥用姓名权，频繁变更名字现象的发生，《条例》规定：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申请办理名字变更登记的，以一次为限。《条例》规定，出具虚假证明材料申请办理姓名登记或者姓名变更登记的，由户口登记机关给予警告，并处500元以下罚款。骗取姓名登记或者姓名变更登记的，处800元以下罚款。

《雄黄酒喝不得》

Mon, 18 Jun 2007 09:01:54 GMT

明天就是五月初五端午节了。

大概自1840年起，中国人民就开始前仆后继地投入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的革命斗争当中去了；也许大概也是从那时起，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所谓的传统也开始渐行渐远。

我辈70年代生人，回望传统时，中间隔着92、89、76、66、59、49、19……，重重历史的迷雾，怎看得清——怎看得清——？！

感谢搜索引擎，可以帮着时空穿梭，或让传统起死回生，于是乎端午的习俗也可以历历在目：

- 包粽子

- 配香囊

- 扎红线

- 悬艾草

- 赛龙舟

- 洒雄黄水

- 喝雄黄酒

- ……

好了，即便我们想回归传统，看起来也不难了。可是且慢，你可听说这雄黄是啥东西了吗？“科普专家提醒：雄黄的主要成分是二硫化砷，二硫化砷遇热分解为三氧化二砷，即砒霜。雄黄除体内吸收外，还可以由皮肤吸收，不仅达不到驱邪、解毒的目的，有可能引起中毒。” 甚至有“专家提醒：雄黄酒加热饮用等同于吃砒霜”。

如今人命值钱了，这么一说您一定怕了，看来这雄黄酒是喝不得了。

可是我也在想，雄黄有毒，怕不是科学昌明之后的发现，先祖们一定是知道的，不然何以会拿它来驱虫辟毒呢？你以为现如今用的雷达必扑樱花花仙子就没毒了吗！除虫菊酯、对二氯苯……统统都是毒物。所谓以毒攻毒之法，古已有之，今人并无多少发明创造的贡献。

如此一想，雄黄酒喝得喝不得，可就又成了一个问题了，而且可能

根本不是有毒无毒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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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志服务暗自较劲——一个非专业网志作者的游移

Fri, 15 Jun 2007 05:10:24 GMT

只在今年4月间才比较正式地开始发布个人网志。

直接玩个人网站的技术门槛似乎高了点，所以需要选择网志服务提供商。

很早以前听说过博客中国；后来也瞎玩了一通那时候的MSN Spaces；再后来通过互联网的朋友知道Blogbus博客大巴，也小小体验了一把。有些朋友用门户网站提供的网志服务，门户的优势是人多；先开了新浪，后来看到一位扬州美女在替张朝阳摇旗呐喊，过去看了看，顺便在搜狐也开了。我没忘了谷歌，他的Blogger真的是返朴归真，也不错。

同时维护几个站点很花时间，七看八看知道了有所谓离线发布（或远程发布），下个了Zoundry，挺好玩的，连接Blogbus和Blogger很顺利，一次成功。可惜不知怎样连通新浪、搜狐。微软的Live Spaces起初也不行，学了点小窍门（在站点打开电子邮件发布选项），成了。

好在微软也出了个Live Writer，跟他的Live Spaces可谓天衣无缝，着恼的是一样不支持新浪、搜狐，外带谷歌的Blogger（说行也不行，咋办）。

说起Blogger，这家伙还有点政治问题，托管的站点（blogspot.com）老是被封，用还是不用，这也是个问题。

Blogbus风格绝对白领，跟我离土农民有距离，偶尔远远看看算了；Blogger自身难保，我还是远离是非，清醒地观望为上，不过还是给予精神支持，一旦时机成熟，立马返回耕种，架不住我喜欢他的土呀；新浪搜狐，怎么办好呢？再说再说。

Windows Live Spaces上我有两个站点，一个还是先前MSN版本的遗留，用上Live Writer同时更新维护同步，也算是一种玩法，哈哈。

就这样不抱任何希望地等待天下大同吧。或者有一天我独立门户，那就谁也不带玩了。Bye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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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是用Movable Type做的网站：WOMMA

Wed, 13 Jun 2007 08:39:45 GMT

想做一个个人网站，看了有段时间了，听说有WordPress和Movable Type这样的blog网站搭建工具，今天又看到这个网站：Word of Mouth Marketing Association -- WOMMA - Welcome! 比我想象的还漂亮，内容也不错，收藏。

改天我也要动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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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Thu, 07 Jun 2007 00:47:24 GMT

小时候家里那张老式的大木床上，上楣板下有父亲手书的一块横幅，“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记得母亲曾经调侃父亲说他因为穷才写这么个东西来耍嘴皮充门面。我也觉得一定程度上这是父亲的文化战略、思想工作，如果讨论起有钱没钱的事，这几个字是足可以拿来做有力说服和教化的。

今天的劳动报上有消息说上海设立专项资金鼓励自主创新 6类企业可申请创新补助，更早些时候也有文章探讨如何推进重大技术装备自主化。综合各种消息，我愿意欣喜地认为：自力更生重新受到重视了，自主创新有希望了，受制于人的担心可以少一点了，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可以期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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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6月7日星期四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后记

Wed, 06 Jun 2007 00:47:24 GMT

　　作者：高华　　1999年6月于南京大学

　　(高华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全书60万字)

　　这本书从酝酿到写作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八十年代，我产生了写这本书的念头，但促使我对延安整风这一历史事件萌发兴趣则是在更久远的年代。

　　我是在1961年的南京读小学的。那是一个政治意识畸形发展的年代，从1963年初开始，我对母亲订阅的《参考消息》发生了兴趣，经常躲着她偷偷阅读。我也从那时起养成了每天读江苏省党报《新华日报》的习惯。可是我对那时的社会状况并不清楚——应该说，除了雷锋、革命先烈、越南、红军长征的故事，那时我的头脑中并没有任何其它东西。

　　但是到了1963年下半年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我愈来愈注意《参考消息》和报纸上刊载的有关中苏两党论战的报道。1964年春夏之间，我从《人民日报》上看到苏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在苏共二月全会上作的“反华报告”，第一次看到对斯大林、莫洛托夫制造三十年代大恐怖罪行的揭露，以及对毛泽东、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批评——这对于我是一个极大的震动（这份报告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以后我长期保留这份《人民日报》）。我开始思考苏斯洛夫报告中所论及的一些词汇：毛泽东是“左倾冒险主义”、“新托洛茨基主义”、“唯意志论”等等（七十年代，我从内部读物才知道，苏斯洛夫是一个顽固的教条主义者。近年出版的俄罗斯资料透露，1964年苏共党内的革新势力利用与中共的论战，削弱了斯大林主义者在苏联的阵地，一度遏制了保守势力复辟的势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保守的苏斯洛夫才在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上作了这个报告）。

　　对于这些话，当时我似懂非懂。我联想自己的日常生活：几年前那些饥饿的日子，我随母亲去南京郊外的农场去探望因“右派”问题而被下放劳动的父亲。1963年夏，我已被南京市外语学校录取，却因政审不通过而被拒之门外。不久甚至连小学也讲起“阶级路线”，我因出身问题越来越感到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我迎来了1966年，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在学校的号召下，我通读了《毛选》一至四卷。我多次阅读收入《毛选》中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及毛的《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于是我知道了“整风运动”这个词。

　　紧接着文革爆发。我从每天读的《新华日报》上发现，1966年5月初，北京召开的欢迎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的群众大会上不见了彭真的名字。接下来我就读的小学的一些干部子弟（我的小学邻近南京军区后勤部家属大院和《新华日报》社家属区），手拎红白相间的体操棒在操场上殴打一位“成份不好”的三十多岁姓余的美术教师，校长兼支部书记则装着什么也没看见。

　　南京1966年8月下旬的红色恐怖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我的家庭受到冲击，有一天，我无意中听到父母的谈话，父亲说这一次可能躲不过去了，再不跑，可能会被活活打死。父亲终于离家出逃，躲在山东农村老家那些纯朴的乡亲中避难。不久，我家附近到处贴满了父亲单位捉拿他的“通缉令”。

　　在文革的血雨腥风中，我看到了多少景象！曾几何时，那些在文革初期指挥揪斗“死老虎”的当权派自己根快也被拉下了马，“周扬四条汉子”、“彭罗陆杨”、“刘邓陶”，像走马灯似地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真是“一顶顶皇冠落地”！从那时起，我就无师自通地学会了报纸上的“排名学”。

　　1967年初，在南京大学的操场上，我亲眼看见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被批斗，而就在半年前，我们小学的校长还是满口“江政委”唤个不停。不久我又去了省委办公大褛，那里正举办所谓“修正主义老爷腐朽生活”的展览，那宽大的带卫生间和休息室的书记办公室，那嵌在舞厅天花板壁槽内的柔和灯光，无一不使我头脑翻江倒海。

　　我的家庭背景使我不能参加这场革命，我在家庭中受的教育以及我从各种书籍中所获得的精神营养，也使我不会去欣赏那些在革命名义下所干的种种凌虐人的暴行。在文革前，我家有一个区文化馆图书室的借书证，因此我读过不少中外文学、历史读物。至今我还记得，在恐怖的1966年8月，我如何从母亲的手中夺下她正准备烧掉的那套杨绛翻译、勒萨日著的《吉尔·布拉斯》等十几本书籍。在焚书烈火中被抢救下来的《吉尔·布拉斯》、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普希金诗选、《唐诗三百首》等给了我许多温暖，让我在黑暗的隧道中看到远处一簇光。

　　在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中，希望之光是黯淡和飘忽的。1967年初，我在家附近的长江路南北货商店墙上看到一张写有“特大喜讯”的大字报，上面赫然写着叶剑英元帅最近的一次讲话，他说，我们伟大领袖身体非常健康，医生说，毛主席可以活到一百五十岁。看到这张大宇报，我头脑轰地一响，虽然有所怀疑，但当时的直觉是，这一下，我这一辈子都注定要生活在毛泽东时代了。我马上去找我的好友贺军——他目前住在美国的波士顿，告诉他这个消息，我们一致认为，毛主席不可能活到一百五十岁，因为这违反科学常识。

　　从这时起，我在心里消悄地对毛泽东有了疑问。我知道在中国，一切都凭他一个人说了算，其它人，即使刘少奇，虽然《历史决议》对他评价极高，虽然在文革前到处都能看到毛、刘并列的领袖标准像，虽然刘少奇夫妇访问东南亚是何等的热烈和风光，但是如果毛泽东不喜欢，刘少奇马上就被打倒。

　　我又看到自己身边发生的一些事。离我家不远一个小巷的破矮平房里，住着与我同校但不同班的一对姐弟和他们的父母，他们的父亲是“阶级敌人”，他们的妈妈是一位普通的劳动妇女。因为不能忍受歧视和侮辱，这位母亲竟失去控制，将毛主席的画像撕碎并呼喊“反动口号”，结果在1970年南京的“一打三反”运动中被枪毙。召开公判大会那一天，我的中学将所有学生拉到路边，观看行刑车队通过，美其名曰“接受教育”。这姐弟两人也被安排在人群中，亲眼目睹他们的母亲被五花大绑押赴刑场。车队通过后，学校革委会副主任要求全校各班立即分组讨论，于是所有同学都表态拥护“镇压反革命”。

　　所有这一切都让我对毛产生了看法。我知道这些看法绝不能和任何人讲，甚至不能和自己的父母讲，只能深埋在心中。

　　在那令人窒息的岁月里，没有希望，没有绿色，除了从小在一起长大的贺军，差不多也没有任何可以与之交心的朋友（即使我们之间的谈话也小心翼翼，绝不敢议论毛泽东）。但是，我的心中仍存有一线微弱的光。我的家附近有南京某中学留守处，这个中学已被勒令搬至农村，所有被封存的图书都堆放在留守处的大仓库里，由一姜姓老先生看管（老人是山东人，年青时被国民党拉去当兵，被解放军俘虏后成为“解放”战士）。至今我仍感激这位老先生，是他允许我每周进一次仓库借一旅行袋的书，下周依时交换。正是在那里，我翻检到1958年《文艺报》的《再批判》专辑，因而我第一次读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和丁玲的《三八节有感》。

　　在那几年，我从这个仓库借去大量的中外文学和历史书籍，至今还记得，孟德斯鸠的《一个波斯人的信札》、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惠特曼的《草叶集》、叶圣陶的《倪焕之》、老舍的《骆驼祥子》，就是在那个时候读的。

　　1971年后南京图书馆局部恢复开放，我又在每个休息日去那里读《鲁迅全集》，将包括鲁迅译著在内的旧版《鲁迅全集》全部通读了一遍。正是这些作品支撑起我的人文主义的信念。

　　七十年代中期，国内的政治局势更加险恶，我的一位熟人的弟弟因愤恨江青的专横，在1975年从其家中的阁楼上跳下自杀身亡。我的家也每天受到居民小组老太太的监视，只要家里来一外人，她就站在门口探头探脑。

　　1976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我与好友贺军坐在长江路人行道的路边。我背诵了鲁迅的话：“地下火在运行，岩浆在奔突……”（1995年8月底，我与贺军在纽约第五大道的街心花园坐了半天，我们共同回忆起往昔岁月，都谈到1976年夏在长江路边的那次谈话）。

　　在文革期间，我读了许多毛泽东的内部讲话和有关“两条路线斗争”的资料，这些资料真真假假，其中不少充斥着大量的歪曲和谎言，然而它们还是激起了我强烈的兴趣。结合文革中所发生、暴露出的一切，以及自己的生活感受，我愈来愈有一种想探究中共革命历史的愿望。在这个过程中，我注意到了延安整风运动——这虽然是距那时以前几十年的往事，但我还是隐约感到，眼下一切似乎都与它有联系。在大字报和各种文革材料中，我难道不是经常读到毛和其它“中央首长”的讲话吗：什么“XXX最坏，在宁都会议上，他想枪毙我”，“刘少奇在抗战期间勾结王明反对毛主席的独立自主方针”，什么“XXX在延安审干中查出是自首分子，因此对他控制使用”，还有“王明化名马马维奇在苏联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等等。

　　在那些年里，我虽然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却不知填了多少表格，从小学、中学到工作单位，每一次都要在“政治面貌”、“社会关系”栏内填写老一套的内容。看看周围的人，大家也一样要填表。我工作单位的人事干事是从老解放区来的，她说，这是党的审干的传统，是从延安整风开始推广的。

　　那么延安整风运动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带着这些疑问，1978年秋，我以历史专业作为自己的第一选择，考入了南京大学历史系。

　　1979年后的中国大学教育开始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我经历了那几年由思想解放运动而带来的震撼并引发了更多的思考。在课堂上，我再次听老师讲延安整风运动，我也陆续看到一些谈论“抢救”运动的材料。然而所有这些都在维持一个基本解释：延安整风运动是一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

　　1979年我还读到周扬那篇有名的文章《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周扬将延安整风与五四运动、七十年代末的思想解放运动相提并论，谓之为“思想解放运动”。

　　在大学读书的那几年，我知道，虽然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已被批评，但毛的极左的一套仍根深蒂固，它已渗透到当代人思想意识的深处，成为某种习惯性思维，表现在中国现代史、中共党史研究领域，就是官学盛行，为圣人避讳或研究为某种权威论述作注脚几乎成为一种流行的风尚。当然我十分理解前辈学者的矛盾和苦衷，他们或被过去的极左搞怕了，或是因为年轻时受到《联共党史》、《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的思想训练太深，以至根本无法跳出官学的窠臼。

　　然而，我难以忘怀过去岁月留下的精神记忆。刘知几云：治史要具史才、史学、史识，其最重要之处就是秉笔直书，“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至令我还清楚记得1979年在课堂上听老师讲授司马迁《报任安书》时内心所引起的激动，我也时时忆及范文澜先生对史学后进的教诲：板梁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所有这些都促使我跳出僵硬教条的束缚，努力发挥出自己的主体意识，让思想真正自由起来。

　　从那时起，我萌生一个愿望：将来要写一本真实反映延安整风的史书。为此我开始搜集资料。

　　由于延安整风在主流话语中是一个特殊的符号，有关史料的开放一直非常有限，这给研究者带来极大的困难。但在八十年代以后，官方也陆续披露了某些与延安整风运动相关的历史资料，除了少量档案、文件集外，也出版了不少回忆资料。这给研究者既带来了便利，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这就是如何分析、辨别、解释这些材料。应该说，我在中国大陆长期的生活体验以及我对有关史料的广泛涉猎，加强了我阅读资料的敏感性，我逐渐能够判断在那些话语后面所隐蔽的东西。

　　经过对多年搜集、积累资料的反复研究和体会，我头脑中的延安整风的轮廓逐渐清晰起来。我开始发现散乱在各种零碎资料之间的有机联系。1991年8月中旬，我开始动笔，到1992年底，我已完成初稿的三分之二。

　　从1993年始，我的写作速度慢了下来。我感到自己需要对所论述的问题作进一步的思考，同时需要更广泛地搜集、阅读各种资料。

　　1995年夏至1996年秋，我有机会去设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作访问学者。我在美国的研究题目与延安整风无关，但我仍利用在华盛顿的便利，在国会图书馆工作了一个月。然而很遗憾，国会图书馆中文部虽然收藏十分丰富，但是几乎找不到我所需要的有关延安整风的材料。

　　1996年10月我返国后，又重新开始写作，到了1998年夏，全书已经完成。我又用半年时间对书稿作了三次修改补充。1999年初交稿后，在编辑校对阶段，我接触到若干新资料，对书中的个别内容再次做了充实，于1999年春夏之交，全书最后定稿。

　　我写这本书，在思想上一直以求真求实为依归，在写作过程中始终遵循据事言理的治学方法。

　　我以为，重要的是，首先应将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叙述清楚，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乃是因为数十年意识形态的解释学早将当年那场事件搞得云环雾绕，面目不清。为此我作了大量的工作，对各种重要的和非重要的资料进行点滴归拢，爬梳鉴别，再对之反复研究体会，使之融汇贯通。这方面的工作用去我最多的时间和精力。

　　我不反对对延安整风这一重大现象进行严谨的理论分析，且认为，这个工作极为重要，但是我又担心过度解释会妨碍读者自己的判断。陈寅恪先生言，“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滴水观沧海”。因此在本书中，我从实证研究的角度，以分析性论述的方式展开，这也与我个人比较重视历史的个案研究有关。

　　在写作此书的七年里，我一直怀有深深的遗憾，这就是，我无法得到更重要的原始资料。众所周知，有关延安整风期间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中社部、中组部的档案文献，除少量披露外，绝大部份迄今仍未公开。1992年，我看到一位负责人在中央档案馆的讲话，他说：鉴于苏东巨变深刻的历史教训，应该加强对档案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他指出：党的档案资料的保管，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我可以理解这位负责人的观点，但是站在学术研究的角度，却为不能阅读和利用这些珍贵史料而感到遗憾。

　　由于这是一本私人写作，十多年来我从自己不多的工资里挤出钱购买了大量的书籍资料。我从没有以此选题申请国家、省级或大学的任何社科研究项目的资助，所以我的另一个遗憾是，我无法对一些当年参加过延安整风运动的人士进行口述采访。如果我做了这样的工作，一定会对本书的内容有所充实。

　　我还有一个遗憾，是我没有机会去莫斯科搜寻有关资料。九十年代后，莫斯科开禁历史档案，涉及四十年代苏共与中共交往的文献记录也已开放。中国历史学会的沈志华博士近年来为搜集这些史料作了大量工作，他并已将其中某些材料转送北京研究者（沈博士告诉我，苏共与中共在延安整风期间交往的史料很少），因沈博士去美国，一时联系不上，这也使我深感遗憾。

　　伏案几载，每天神游于当年的历史景像之中，自然会对延安整风运动及其相关的史事与人物产生种种体会，这方面的体会与感受的绝大部份已化为书中的叙述，但是还有几点需在此予以说明：

　　一、予生也晚，未能躬逢中共草创革命的年代。吾细读历史，站在二十世纪全局观二十年代后中国共产革命之风起云涌，心中自对中共革命抱持一种深切的同情和理解。吾将其看成是二十世纪中国民族解放和社会改造运动的产物，认为在历史上自有其重大正面价值和意义。

　　二、从中共革命夺权、推翻国民党统治的角度观之，延安整风运动对于中共革命成功助力巨大。但是，延安整风运动中的某些概念、范式以后又对中国的发展和进步产生若干消极作用，极左思想、权谋政治汇溪成流，终至酿成建国后思想领域一系列过左的政治运动直至文革惨祸，真所谓“成也萧何，败也箫何”！所幸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已逐步走出过去那种怀疑一切、无情斗争的极左道路。但旧习惯思维的清理仍需长期努力。吾期盼旧时极左的“以我划线”、权谋政治永不再来，国家从此能步入民主、法治的轨道，如此，则国家幸甚，民族幸甚！

　　三、本书涵盖面颇宽，涉及中国现代史上许多著名人物，对于本书论及的所有人物，我只将其看成历史人物，不存任何既定的好恶偏见，主观上力求客观公允，“不虚美，不隐恶”。当然，任何研究都不可能完全排除作者的价值关怀。陈衡哲先生曾说过：“若仅缕述某人某国于某年征服某地……那有什么意思？”说的也是研究者的价值关怀问题，只是这种价值关怀不应妨害到叙述的中立和客观。如果说本书的叙述中有什么价值倾向的话，那就是我至今还深以为然的五四的新价值：民主、自由、独立、社会正义和人道主义。

　　在写作此书的几年里，我得到了一些朋友宝贵的支持和鼓励，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我谨向他们表示真挚的感谢。

　　上海师范大学的许纪霖教授多年来一直关心我的研究的进展，他还为本书的出版提出许多好的建议。在与许教授的交往中，他的深厚的学养和对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卓越见解总是使我深获教益。

　　我衷心感谢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的金观涛教授和刘青峰教授，他们对本书的出版提供了热情的帮助。在本书定稿过程中，他们提出一些富有启迪性的建议和意见，对于本书臻于学术规范化的要求有重要的作用。

　　我也向我的同事和好友、南京大学历史系颜世安教授和现旅居美国的贺军先生表达我的感激，他们的友谊和支持，对于我一直是一个激励。

　　我曾与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孔斐力教授（Phi1ip Kuhn）和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华盛顿——南京办公室”主任甘安哲博士（Anthony Kane）有过多次关于三十至四十年代中共党史问题的愉快讨论，他们的支持和鼓励对于我的写作是一种推动。

　　在写作此书的几年里，我始终得到我过去的学生甘思德（Scott Kennedy）和唐山（JcffZuckerberg）、林志涛（Felex Lin）的关心和帮助。我的研究生郭洵澈对我帮助尤大，他不仅帮我用电脑输入文字，还与我分享了讨论的乐趣。在此我向他们表示深切的感谢。

　　我也向本书所引用文字的作者、编者表示我的谢意，我虽然在引述文字时都做有详细的注释，但没有他们提供的资料基础，我要完成这本书也是不可能的。

　　我要向本书的责任编辑郑会欣博士表达我深深的谢意。郑博士自己有大量的研究任务，但他还是拨冗为本书做了许多琐细的工作，他的慷慨支持对本书的出版有重要的帮助。

　　1998年夏秋之际，我有机会前往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作访问研究，在“大学服务中心”得到熊景明女士的热情接待和帮助。在这个收藏丰富的史料中心，我为本书补充了若干新的资料。在此向熊景明女士和“大学服务中心”表示深切的谢意。

　　南京大学历史系资料室的老师们多年来在图书资料方面给了我许多帮助，对他们的友好、善意和敬业精神，我深表感激。

　　最后，我要深深地感谢我的妻子刘韶洪和儿子高欣。我的妻子在每天工作之余承担了大量的家务，使我可以专心致志进行研究，她还为书稿作了一部份的电脑输入工作。为了写作这本书，许多年我不能和妻子、孩子一同出外游玩，也不能与孩子经常讨论他的功课。没有他们的支持、帮助和理解，我要完成此书是完全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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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社会

Tue, 05 Jun 2007 00:47:24 GMT

6月2日星期六，六一儿童节后的周末，拿到赠票参加中宏人寿保险公司在浦东世纪公园组织的奥运宝宝欢乐营活动，活动的主题是“成就梦想人生”，不知何解。

活动场地在靠近6号门的国际花园大草坪，很是不小：中间是表演舞台，（参加活动的小朋友可现场报名登台表演节目，我们到得晚，名额满了，儿子未能如愿上台），四周分别是足球、射击、毽子、摸高、趣味赛跑、幼儿游乐、签名、绘画等区域，活动形式满活泼多样的。

活动聚集了很多家长和儿童，带儿子去参加足球射门比赛的时候，那里已经排着队。有一位男性家长似有不满，先是抱怨后更责骂现场组织活动的年轻人，不知为何。现场也确实比较乱，想来一是小孩活泼好动不受约束，二是家长也未尽力协助现场工作人员帮助约束孩子排队等候。

参加这样的活动，我们也就是图个乐子，轻松愉快就好了。不过既然人多，大家都想玩，稍微认真点维持个现场的秩序也有必要，所以我们也就带着孩子排上了队，对工作人员的现场管理能力也没太加在意，或者这本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好点坏点无伤大雅，不要那么苛刻就行了。

排第一位的孩子开始射门比赛了，另外一个很小的孩子晃到了场内拿球玩，一位女性家长跟在身后，不做阻拦，场地内又添乱了。这时管理人员重新检点排队次序，有人提醒场内这家应该不是队伍中的，那家长突然很急很凶地嚷了一句：瞎讲掰讲！敢情她大概之前确是排着队的，因为小孩乱跑她跟着跑，无意中乱了现场。

很多都是无意，比如那位男性家长，想来绝不是计划好跟人来吵架的。不过这样一个玩乐的场合出现这样的状况，总也是小小的不和谐。

不想将此类现象归入蔑视秩序、刻薄待人的范畴，不过如果真能对现场工作人员宽容些而非严苛，对现场秩序和管理规则遵从多点而破坏少点，那么，至少，在这样的活动中会让人更多体会到快乐和轻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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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6月5日星期二

<今日治安视点>

Mon, 04 Jun 2007 00:47:24 GMT

早上广播<今日治安视点>，讲了两个案子：

一说“某事主被劫，劫犯叫出租逃跑，幸好受害人记下车牌，因此追踪到劫犯行踪并最终将其抓获归案”；第二件，“事主刚出小区门即招两路人抢去随身包物，马上110报警，警察赶到现场并带受害人开车追缉步行逃跑的嫌犯，成功将其抓获”。

随后评论提醒民众“应加强自我保护意识”云云……

如今之情形，不仅“路不拾遗夜不闭户”难以想见，防盗门窗装到十几层高楼的也不少见了。<今日治安视点>发出的，当然也是善意和必须的提醒，然则一味把重点放至“自我保护的加强”等方面的话，是否会引至人人自危之局，以致发展到如阿美里肯联邦国那样枪支泛滥的境地，这恐怕也不是没可能的吧？！真是那样的话，是更安全了呢还是更不安全，天可知道？

“和谐社会”绝非阿美里肯联邦国舶来的发明，所以想来我们的将来断不会在如此蓝图指导下描绘成另一番景象。

支持并为我中华国创新之“和谐社会”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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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的祸害

Tue, 29 May 2007 00:47:24 GMT

朋友最近议及VC，不知怎地却让我想起大学毕业刚工作时听到的一个说词——市场换技术。

市场换来技术了没有？

我看是没有：有数据说电信设备市场90%为国外品牌设备。我也在这个行业工作，觉得老外给的无非还是些外围技术，学会看懂之后，他们的东西算是会用了，现场安装、开通测试的初级活能干了，可以帮着他们切切实实地履行合同了。然则真要说到技术转移，怕还没人这么傻，“教会了徒弟饿死了师傅”，更何况老外受的是“物尽天择优胜劣汰”的教育，不是我们的“与人为善克己复礼”。除非他们又有新东西了，旧的自然可以给你，让你拿去作国产化的吹资。（要说有，那也是这边厢在换的时候，旁边有心之人偷学得的一招半式。有心向学之人，多半会主动用功，哪怕起于一招半式，终有所成，所谓功夫不负有心人。此中例子多矣：文有袁枚学堂外偷听，武有杨露禅偷师陈长兴……）

今早听广播里在说手机单向收费的问题，更有常常不断电信资费高的议论；知道了上面的数据——90%的国外设备，也就不难明白，资费自然是高的。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些国外设备，多半来自发达国家，发达国家的收入和物价都高，运营商的成本因此跟着高了，资费还哪有办法低呢？不过，人民币正不断升值，不知道这是否可以成为电信资费下降的一个动因。

市场换技术没换到，那么我们换到了什么呢？窃以为有：纽约式高楼、欧式美式意式德式法式英式西班牙式别墅洋房花苑小镇广场大厦、苏格兰高尔夫威士忌、意大利服装皮鞋、法国香水葡萄酒、德国奥迪保时捷、欧洲空客美国波音、德国磁浮日本轮轨、韩国泡菜电视剧、日本寿司榻榻米……

回过来说VC。VC到底是什么？这我说不好，听说过却没真正调查研究过，不好言说，只好道听途说，有说不是葱的，有说大忽悠的，大部分好像还都知道VC是有钱的主。照我看来也是，VC可不就是钱吗！

俗语有云“有钱就是大爷”，所以VC的影响力可见一斑。BP、盈利模式、团队、技术……，VC说啥你就得整啥。这些年据说VC很看好互联网，于是乎很多青年才俊都在琢磨着弄个模式、整个网站、拉个VC、包一包放市场上卖个好价钱，兴许这个样子创业就成功了，名也出了，事业也奠基了，“白手起家”堪称伟才。

我很欣赏这些青年的聪明才智和敢于尝试的勇气，不过出于善意尚要提醒他们的注意：钱总不能是白拿的。其实对于这些聪明人，这样的提醒实在是多余的，他们自有考虑。只不过担心不明就里的圈外人就此以为VC的钱好拿，甚至别有用心的人拿这说事蒙骗善良的人，硬把VC变成“拜金主义的诱饵”，对了，这才是我最担心的。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久已没人提了，财富效应撩得退休工人在校学生也买股票炒基金，要把一夜暴富的梦变为现实。“人”下了神坛，“钱”却上去了。

可是“钱”从哪里来的呢？老外会傻傻地送来吗？炒股票期货炒得出来吗？还是干脆用印刷机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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