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家男人: 转载/摘

请给贫困地区的孩子们捐献衣服

Mon, 07 Jan 2008 04:39:56 GMT

转发朋友发来的邮件。请有心人关注，谢谢！

大家看看下面链接的资料图片，邮寄点衣服给寒流和贫困中的孩子们。
这些地点多在甘肃和西藏，
图片镜头的焦点也许有点让你觉得夸张，
但是基本上我知道哪里很多地方是非常贫穷的，
如果你不曾去过那边的贫穷山村，
就让你心意和祝福随一个小包裹邮寄过去吧、
新年快到了，也许你此时在盘算今年是好过了还是更难过了
或许你在寄望明年一切都如意。
或许你也开始收拾衣橱准备过年，你会发现有很多衣服早就用不上了。
你甚至打算扔掉这些衣服。
尤其是看到你的孩子和老婆还在不停的添置新衣时，
此时你能想想漫长冬季的山区有一些地方吗，
有这样一些孩子，还是看图片吧
看链接吧——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0/item_detail-0db2-83b5e8a0a8791af536e129e2575643d3.jhtml#
可以把家里不穿的衣服收集一下。
花点时间，花点金钱到邮局去一趟。去邮寄到那些贫困的山区吧。
算是给这些孩子一个新年的礼物和你的祝福。
在你行动之前我有几个建议:
1；请仔细阅读捐赠的要求，从尊重别人开始。
2；请多照顾后面的捐赠地点，因为大家都习惯从前开始，后面的地方可能就被冷落了。
3；最好能打电话咨询一下你要邮寄的地点是否还需要。万一地址有误或者无法寄达就不妥了。
4；你不一定有时间做这件事，你可以建议你的朋友来做。
5；我这里的邮局似乎在股市开门的时间比较空闲，这个时间或许能避开高峰期。（现在到处都排队不知是好还是坏）
6；如果你愿意花点时间付出行动，就在收拾包裹时心存美好祝福吧。算是大家一起用行动送出春节礼物吧。

一本书的辛酸故事

Wed, 27 Jun 2007 08:54:24 GMT

新华社退休高级记者杨继绳　2007年2月3日

这是一本关于社会阶层研究的书。应该说，这并不是我的力作。但是，这本书出版中经历的种种劫难，却令人深思。
　　现在这本书有四个版本（其中一个是盗版的版本），四个不同的名字：《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香港三联书店，2000年5月）、《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报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盗版）、《中国各阶层的分析》（花城出版社，2006年6月）、《中国当代社会各阶层分析》（2006年12月，甘肃人民出版社）。为什么一本书有四个版本？为什么2006年半年之内由两个出版社出版两次？这是中国出版界的一种奇特现象。
　　刚刚写成，就遭厄运
　　 1998年12月初，今日中国出版社约我写一本书，分析改革以来中国阶层状况。这家出版社因出版了《交锋》等几本畅销书而名噪一时。他们看到了我的《邓小平时代》的稿子，很感兴趣，但这本书最终给了中国编译出版社于1998年12月出版了。今日中国出版社就转而就请我为他们写关于阶层的书。由于刚写完《邓小平时代》，我手头上有很多需要处理的事，就婉拒了他们的请求。但他们很坚决，丢下5000元定金就走了。好意难却。此时我也觉得，《邓小平时代》从时间的纵轴上反映了改革，如果再从阶层一个一个的横截面上反映改革的情况，也是很有意思的事。决心下定，我放下其它工作，动手写作。为了赶时间，我昼夜兼程，连元旦和春节也没有休息。经过半年拼搏，1999年5月底就交稿给他们。但此时，今日中国出版社不知出了什么书，受出版主管部门的惩罚，不让他们再出书了，原来出畅销书的几位编辑也被迫离开了这家出版社。我的这本书也就无法出版了。刚刚写成，就遭厄运。这是这本书的第一次“枪毙”。
　　被人盗版，状告无门
　　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1999年，香港三联书店出版了我的《邓小平时代》（海外版），他们的一位老领导对这本书很满意，要求编辑继续向我约稿。他们问我手头还有书稿没有，我就把《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的稿子给他们了。2005年5月，香港三联就出版了。这本书在海外有一定的影响。一位欧洲汉学家还跟我谈起过这本书。但内地读者无法看到，毕竟是憾事。
　　 2000年12月，武汉大学一位熟人告诉我，他们大学图书馆有我的一本新书：《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报告》。我说，不会吧，我有这样一本书，在内地没有出，题目也不一样，你是不是记错了。不久，《中国记者》编辑部余振鹏告诉我，他收到一篇来稿，是为我的书写的书评，他让我看看。我从他那里把稿子拿来了。题目是“两栖于新闻与学术之间――读杨继绳《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报告》”作者是肖峰，宜昌市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这篇书评对这本书称赞有加。说是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我没让《中国记者》发这篇书评，经上网搜，果然有这本书，作者是我，是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看来是有人盗版香港三联的那本书。我向新闻出版署投诉，打了几个电话，无人理睬。我又给新疆人民出版社打电话，他们查了一会儿，说：我们没有出过这本书。这位盗版者不仅盗了我的书，还盗用新疆人民版社的名义，真是胆大包天。这种严重的情况，出版主管部门却听之任之。眼看自己的书被盗版，权益受到侵犯，却告状无门。我只好忍气吞声。我国出版管理部门对公认的好书的“监管”十分得力，经常大开杀戒，而对盗版行为、对那些低级庸俗的书却大开方便之门，不知居心何在。
　　城门失火　殃及池鱼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在台湾买到了我的《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香港三联版），这时他们正在做阶层分析的研究。据说所长陆学艺让课题组的人都看看我这本书。2001年初，他们还约我到他们课题组座谈了一次。这时我才知道他们这项研究课题是院长李铁映下达的，并拨款200多万元作课题费。李铁映对他们说：“一个是阶层，一个是民主，这两个课题必须研究”（大意）。2002年初，他们出版了《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析报告》（19个人集体编写，陆学艺主编）。媒体对这本书大加炒作，把它当作官方对阶层的最新看法，十分畅销。恰好2002年11月的中共十六大提出了社会阶层问题。北京三联书店抓紧这个时机，要求我将香港三联的《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进行资料更新，他们要出版这本书。能在内地出版这本书当然是好事。我用了两个月时间完成了资料更新，并对全书作了一次修改。元旦和春节也没有休息。刚刚修改完成，社科院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析报告》却成了禁书。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我花了两个多月时间修改的书，再一次被“枪毙”了。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析报告》被禁，却另有原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总工会主席尉健行对李铁映说，你们那本书不好，大庆工人闹事就拿了你们那本书。
　　原来，这本书“当代中国的工人阶层”的研究报告中有一段话：
　　因为其所处的地位和境遇，工人在各社会中都带有激进特征，力求改变现状。当不能通过和平途径实现目的时，有可能采取激烈行动。包括罢工、示威、骚乱和革命。工人所拥有的资源的特征决定了其激烈行为的成本较低，收益可能较高。（失去的只是锁链，得到的是整个世界）。与其它社会地位较低的社会阶层相比，工人具有较高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其激烈行动能力更为强大。与其它高地位阶层相比，工人阶层的激烈行动更容易得到社会同情。
　　那时，大庆石油工人为“买断工龄”问题引发了上万人的群体行动。这段话成了工人们的理论指导。作为全国总工会主席的尉健行感到事态严重，所以对李铁映说了上面的话。李铁映听了尉健行的话，就让社科院停止销售这本书。由此可见，《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析报告》成为禁书，不是中宣部、也不是新闻出版总署的意见，而是李铁映的“自律”行为。虽然中共中央强调了研究阶层问题的重要性，由于李铁映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他的话一传达下去，各级主管出版的官员们不加分析，所有关于阶层分析的书都不让出版了。尽管我的书没有这样的内容，但北京三联接到通知，这类的书再也不能出了。
　　在这以后，不少出版社和书商知道我手上有这本书，试图出版。但几个出版社报批，都没有通过。还是李铁映的话，和他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析报告》那个案例在起作用。
　　书落花城　一波三折
　　　 2005年秋，出版界似乎有点松动。这时又有人向我要这本书稿。年底，我把书稿交给了广州花城出版社。2006年年初，出版社认为这个选题好，还表扬了责任编辑，把这本书作为2006年的重点选题。到3、4月，书的编辑进展很快，一切顺利。4月，花城出版社和我签了出版合同。责任编辑钟洁玲是一位业务水平高且很有经验的女士，她在编辑上很下功夫，拿书中的警句放在一些页眉上，版式也很讲究，目录也增加了提要，很吸引读者。
　　但是，书编好以后，广东出版集团某领导人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提出“暂缓出版”，书稿被打入了冷宫。按通常经验，“暂缓出版”就是判了无期徒刑，也就是不能出版。钟洁玲很着急。问我有什么办法。
　　这时我找到了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胡国华。他原在是我在新华社的同事，广东的出版工作正好由他主管。我告诉他这本书没有政治风险。他说：你是不是在香港出了什么书？我说，是的，出了《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这事已经过去了，难道我被列入了黑名单？他说：哪有黑名单？！他让责任编辑把稿子送给他看看。钟洁玲送给他了。他后来说：这样的书出版社自己拿主意就行了，何必让我说话？有了他这句话，打入了冷宫的书又进入了编辑程序。在编辑过程中，钟洁玲每天和我用电子邮件联系。这期间我生病住院，书中有大量的数据要我核定，我躺在病床上忍着病痛完成了这些任务。
　　 6月中旬，小钟电子邮件说：“你好！你的书刚好赶上了书市。是16开，高有245毫米，宽有170毫米，很大本，360多页，40万字，定价38元，印了8000册。”书市又称书展，每年一次，2006年书展地点在新疆。7月是新疆的好季节。花城出版社将这本书作了大广告。
　　两天以后，小钟电子邮件说：“有一个坏消息：你这本书我还没有拿到样书，接上面通知，要我们暂停发行。这是我从业以来未遇过的事情，这本书真是多灾多难啊。上面调了发行部仅有的样书到局里审查。不知结果如何。”后来我得知，在新疆书展上中宣部出版局长张小影和新闻出版署某人看到了我这本书的广告，下令把这本书和广告从展台上拿下来。
　　　我很愤怒。张小影还没有看我的书，就下令封杀，这是蛮不讲理的作法。广东和北京知识界不少人知道我的书被封杀了，纷纷来电话对我表示同情。恰好这期间我到一个记者培训班讲课，听课的一百多人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记者。课间休息时他们对我说：杨老师，我们支持你，《中国青年报》的“冰点”专版被封，在全国掀起了“冰点事件”。你这是一本专著，比报纸的一个专版份量不轻，我们可以掀起比“冰点事件”更大的风波。我不想把事件搞大，更不想搞成全国性的事件。我对他们说：“拜托，请不要动笔。需要你们帮忙的时候我一定会请你们帮忙。” 我想通过说理途径解决。
　　四处说理　终遭封杀
　　我决定找刘云山讲理。我怕他人不在，还写了一封信。如果能见到他就当面讨个说法，如果他不在，就把信留下，免得白跑一趟。信中说：
　　在新疆书展的第一天，中宣部出版局张小影局长，在广东出版集团的广告中看到作者杨继绳的名字和书名以后，到花城出版社的摊位上索要这本书。书还没有运到，她没有拿到书。不知道她出于什么考虑，就下令停止销售，一律封存。．．．．．我想，如果张小影局长看到了我的书，并且粗粗阅读之后，就不会下封杀令。．．．．这本书思想上没有越轨、材料上没有泄密，不可能有被封杀的理由。这本书被封杀后在广东和北京的知识界议论纷纷。人们都在猜测个中原因。有人对我说，是不是你2004年底在我国香港出版了《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一书，中宣部把你列入了封杀的“黑名单”？我从来不相信“黑名单”的说法。我党一贯主张不因人废言，我党从来没有说过，某人出了一本有争议的书就剥夺他说话的权利。现在改革开放已近30年，社会开放程度与过去有天壤之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今天可以得到很好的贯彻。所以，我不认为封这本书的原因是我进了“黑名单”。
　　我把“黑名单”问题挑明是因为中宣部过去曾经多次用口头方式通知某人的文章不能发、某人的书不能出。他们说这种话时不让传达、不让作记录。只让少数有发稿权的人掌握执行。
　　 6月28日上午，我径直到了他的办公室。在那豪华而宽阔的办公室里，只有一个秘书在清理文件。我问：“刘云山同志在吗？”他说：“开会去了，上午回不来。”我说：“有一封信。”他说：“你放下吧，他会看到的。”我就把信放在他的办公桌上，还压上了镇纸。
　　离开了刘云山办公室，我想，既然来了，干脆找张小影谈谈。我敲了敲张小影办公室的，里面应声后我推门而进。见一位职业中年女子坐在写字台前看文件。我通报姓名以后，她还算热情，也比较客气。我对她说：“你连我的书都没有看，就把我的书封杀了，我找刘部长告状来了。”我顺手把给刘云山的信的复印件给了她一份，说：“这就是我告你的信，已经给刘部长了。”她说：“我哪敢封你的书呀，我看到广告，觉得这个问题敏感，就说要好好把把关，没有说封书。我以为书还没有印呢，所以才这么说。”
　　下午，我给花城出版社社长肖建国打电话，告诉他中宣部并没有封杀令。书可以卖。谁知肖建国却不承认张小影在新疆说过话。他说：“张小影没说封书的话。”我问：“那为什么不发行？”肖说：“是我们自己违了规。出版局事先说暂缓，我们没按这个意见办，就印了。”他把胡国华干预的事省略掉了。
　　肖建国这样做是有他的难处。有人告诉我：因为上面封我的书时对出版社说：不要说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说的，只能说是出版社自己的问题，是出版社自己处理的。还说：这件事要低调，不要张扬。
　　肖建国不敢违抗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的意见。如果违抗，出版社可能面临以下危险：不给书号（出版管理部门每年给出版社会若干书号，有一个书号就能出一本书，没有书号，就不能出书）；停业整顿；关闭出版社。等等。肖建国只能打掉牙齿往肚里吞。出版社损失10多万元，还得代人受过。
　　我又给胡国华打电话，问：这本书你不是放行了吗？为什么印出来了又不让卖？胡说：问题不是出在广东，是出在新疆。我说：我已找过张小影，她不承认她封了书。胡：反正问题不在广东。
　　这时我从另外一个渠道得知，为了寻找封杀这本书的理由，上面又让广东省委宣传部组织审读小组，对这本书写一个审读意见。4月中旬，出版社已经组织专家写了一个审读意见，对这本书不仅肯定，还有很高的评价。现在组成的“审读小组”是奉命行事，是先定罪，后找证据。我也得到了这个审读小组的“审读意见”，竟把这本书说得一无是处！可怜的审读者们！他们竟在强权面前放弃了知识分子的人格和学术尊严！
　　有两位律师朋友建议我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知识界的朋友也劝我告状，他们说：官司一打,影响就大了，这对扩大知识分子的民主空间有好处。这不是你个人的一本书的问题，如果人人都忍辱负重，民主就不能进展，如果大家都奋起斗争，违背宪法的“出版自由”、“言论自由”的人就没有市场。我是想打官司。告谁呢？告张小影，花城出版社不敢作证；告花城出版社，他们是不愿封书的。况且告了花城，曾为这本书沤心沥血的责任编辑钟洁玲也成了被告，她不是很冤吗？官司一打起来，她怎能在出版社继续呆下去？
　　甘肃求生　波澜未止
　　　　在我犹豫间，有两家出版社找我，说他们可以继续出这本书。由于“不可抗力”，作者和花城出版社的合同自动终止，作者有权再出版。经过考虑，我同一家比较边远的出版社――甘肃人民出版社签订了合同。为了在法律上稳妥起见，事先我又同花城出版社签了一个“终止合同协议”。
　　　　　12月中旬，甘肃人民出版社的书终于面世，印数18000册。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书一出版，甘肃人民出版社很快接到了上面的指示，印出的书一律封存，不准销售。还追查这本书的出版情况。花城出版社也接到了上面追查的通知。但是，上面的行动晚了一步，18000本书绝大部分发到书店去了。上面只好没收胶版，不让再印。甘肃人民出版社因出版这本书被停业整顿三个月，扣全年书号数的20％！好在社会影响已形成了，最近我看到两家报刊上已发登出了读者对这本书的评论。读者对这本书是定的。
　　这本书的故事是否就此终结了呢？还得看一看。

我国拟规定子女可按照父母双姓起名

Tue, 19 Jun 2007 08:30:26 GMT

扬子晚报6月11日报道 我国首部姓名登记单行法规《姓名登记条例（初稿）》，已于日前由公安部研究起草完成，目前已下发全国各地公安机关组织研修。昨日，记者获悉，《姓名登记条例（初稿）》中首次对公民起名作出了硬性规定：公民应当随父姓或者母姓，但允许采用父母双方姓氏。据介绍，子女采用父母双方姓氏时，可以按照双姓起名，但不算作复姓，按照目前我国现有1601个姓氏计算，这种做法可以新增加128万个双姓，将极大程度解决大姓人口姓名重复的问题。

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允许子女随父姓或母姓，提倡采用父母双方姓氏，既可以表明子女与父母双方的家族和血缘关系，同时对于解决大姓人口的姓名重复问题，也具有积极意义。现行婚姻法第二十二条作出了“子女可以随父姓，可以随母姓”的规定，赋予了公民选择姓氏的权利，体现了男女平等的原则。但在表述上容易产生子女可以随意采用姓氏的歧义，同时也未涵盖采用父母双方姓氏的情形。因此，基于上述考虑，《条例》作出规定：公民应当随父姓或者母姓。允许采用父母双方姓氏。

对于公民取名用字，应当在一定前提下予以必要的限制。《条例》规定：姓名不得含有下列内容：1.损害国家或者民族尊严的；2.违背民族良俗的；3.容易引起公众不良反应或者误解的。《条例》规定：姓名不得使用或者含有下列文字、字母、数字、符号：1.已简化的繁体字；2.已淘汰的异体字，但姓氏中的异体字除外；3.自造字；4.外国文字；5.汉语拼音字母；6.阿拉伯数字；7.符号；8.其他超出规范的汉字和少数民族文字范围以外的字样。考虑到我国姓名所用字数中单姓的通常为二至三个汉字、复姓或者采用父母双方姓氏的多为三至四个汉字，《条例》规定：除使用民族文字或者书写、译写汉字的以外，姓名用字应当在二个汉字以上、六个汉字以下。

《条例》还对姓氏变更的条件、名字变更的条件以及不予办理姓名变更的情形进行了详细规定。

为了防止滥用姓名权，频繁变更名字现象的发生，《条例》规定：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申请办理名字变更登记的，以一次为限。《条例》规定，出具虚假证明材料申请办理姓名登记或者姓名变更登记的，由户口登记机关给予警告，并处500元以下罚款。骗取姓名登记或者姓名变更登记的，处800元以下罚款。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后记

Wed, 06 Jun 2007 00:47:24 GMT

　　作者：高华　　1999年6月于南京大学

　　(高华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全书60万字)

　　这本书从酝酿到写作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八十年代，我产生了写这本书的念头，但促使我对延安整风这一历史事件萌发兴趣则是在更久远的年代。

　　我是在1961年的南京读小学的。那是一个政治意识畸形发展的年代，从1963年初开始，我对母亲订阅的《参考消息》发生了兴趣，经常躲着她偷偷阅读。我也从那时起养成了每天读江苏省党报《新华日报》的习惯。可是我对那时的社会状况并不清楚——应该说，除了雷锋、革命先烈、越南、红军长征的故事，那时我的头脑中并没有任何其它东西。

　　但是到了1963年下半年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我愈来愈注意《参考消息》和报纸上刊载的有关中苏两党论战的报道。1964年春夏之间，我从《人民日报》上看到苏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在苏共二月全会上作的“反华报告”，第一次看到对斯大林、莫洛托夫制造三十年代大恐怖罪行的揭露，以及对毛泽东、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批评——这对于我是一个极大的震动（这份报告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以后我长期保留这份《人民日报》）。我开始思考苏斯洛夫报告中所论及的一些词汇：毛泽东是“左倾冒险主义”、“新托洛茨基主义”、“唯意志论”等等（七十年代，我从内部读物才知道，苏斯洛夫是一个顽固的教条主义者。近年出版的俄罗斯资料透露，1964年苏共党内的革新势力利用与中共的论战，削弱了斯大林主义者在苏联的阵地，一度遏制了保守势力复辟的势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保守的苏斯洛夫才在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上作了这个报告）。

　　对于这些话，当时我似懂非懂。我联想自己的日常生活：几年前那些饥饿的日子，我随母亲去南京郊外的农场去探望因“右派”问题而被下放劳动的父亲。1963年夏，我已被南京市外语学校录取，却因政审不通过而被拒之门外。不久甚至连小学也讲起“阶级路线”，我因出身问题越来越感到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我迎来了1966年，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在学校的号召下，我通读了《毛选》一至四卷。我多次阅读收入《毛选》中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及毛的《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于是我知道了“整风运动”这个词。

　　紧接着文革爆发。我从每天读的《新华日报》上发现，1966年5月初，北京召开的欢迎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的群众大会上不见了彭真的名字。接下来我就读的小学的一些干部子弟（我的小学邻近南京军区后勤部家属大院和《新华日报》社家属区），手拎红白相间的体操棒在操场上殴打一位“成份不好”的三十多岁姓余的美术教师，校长兼支部书记则装着什么也没看见。

　　南京1966年8月下旬的红色恐怖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我的家庭受到冲击，有一天，我无意中听到父母的谈话，父亲说这一次可能躲不过去了，再不跑，可能会被活活打死。父亲终于离家出逃，躲在山东农村老家那些纯朴的乡亲中避难。不久，我家附近到处贴满了父亲单位捉拿他的“通缉令”。

　　在文革的血雨腥风中，我看到了多少景象！曾几何时，那些在文革初期指挥揪斗“死老虎”的当权派自己根快也被拉下了马，“周扬四条汉子”、“彭罗陆杨”、“刘邓陶”，像走马灯似地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真是“一顶顶皇冠落地”！从那时起，我就无师自通地学会了报纸上的“排名学”。

　　1967年初，在南京大学的操场上，我亲眼看见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被批斗，而就在半年前，我们小学的校长还是满口“江政委”唤个不停。不久我又去了省委办公大褛，那里正举办所谓“修正主义老爷腐朽生活”的展览，那宽大的带卫生间和休息室的书记办公室，那嵌在舞厅天花板壁槽内的柔和灯光，无一不使我头脑翻江倒海。

　　我的家庭背景使我不能参加这场革命，我在家庭中受的教育以及我从各种书籍中所获得的精神营养，也使我不会去欣赏那些在革命名义下所干的种种凌虐人的暴行。在文革前，我家有一个区文化馆图书室的借书证，因此我读过不少中外文学、历史读物。至今我还记得，在恐怖的1966年8月，我如何从母亲的手中夺下她正准备烧掉的那套杨绛翻译、勒萨日著的《吉尔·布拉斯》等十几本书籍。在焚书烈火中被抢救下来的《吉尔·布拉斯》、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普希金诗选、《唐诗三百首》等给了我许多温暖，让我在黑暗的隧道中看到远处一簇光。

　　在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中，希望之光是黯淡和飘忽的。1967年初，我在家附近的长江路南北货商店墙上看到一张写有“特大喜讯”的大字报，上面赫然写着叶剑英元帅最近的一次讲话，他说，我们伟大领袖身体非常健康，医生说，毛主席可以活到一百五十岁。看到这张大宇报，我头脑轰地一响，虽然有所怀疑，但当时的直觉是，这一下，我这一辈子都注定要生活在毛泽东时代了。我马上去找我的好友贺军——他目前住在美国的波士顿，告诉他这个消息，我们一致认为，毛主席不可能活到一百五十岁，因为这违反科学常识。

　　从这时起，我在心里消悄地对毛泽东有了疑问。我知道在中国，一切都凭他一个人说了算，其它人，即使刘少奇，虽然《历史决议》对他评价极高，虽然在文革前到处都能看到毛、刘并列的领袖标准像，虽然刘少奇夫妇访问东南亚是何等的热烈和风光，但是如果毛泽东不喜欢，刘少奇马上就被打倒。

　　我又看到自己身边发生的一些事。离我家不远一个小巷的破矮平房里，住着与我同校但不同班的一对姐弟和他们的父母，他们的父亲是“阶级敌人”，他们的妈妈是一位普通的劳动妇女。因为不能忍受歧视和侮辱，这位母亲竟失去控制，将毛主席的画像撕碎并呼喊“反动口号”，结果在1970年南京的“一打三反”运动中被枪毙。召开公判大会那一天，我的中学将所有学生拉到路边，观看行刑车队通过，美其名曰“接受教育”。这姐弟两人也被安排在人群中，亲眼目睹他们的母亲被五花大绑押赴刑场。车队通过后，学校革委会副主任要求全校各班立即分组讨论，于是所有同学都表态拥护“镇压反革命”。

　　所有这一切都让我对毛产生了看法。我知道这些看法绝不能和任何人讲，甚至不能和自己的父母讲，只能深埋在心中。

　　在那令人窒息的岁月里，没有希望，没有绿色，除了从小在一起长大的贺军，差不多也没有任何可以与之交心的朋友（即使我们之间的谈话也小心翼翼，绝不敢议论毛泽东）。但是，我的心中仍存有一线微弱的光。我的家附近有南京某中学留守处，这个中学已被勒令搬至农村，所有被封存的图书都堆放在留守处的大仓库里，由一姜姓老先生看管（老人是山东人，年青时被国民党拉去当兵，被解放军俘虏后成为“解放”战士）。至今我仍感激这位老先生，是他允许我每周进一次仓库借一旅行袋的书，下周依时交换。正是在那里，我翻检到1958年《文艺报》的《再批判》专辑，因而我第一次读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和丁玲的《三八节有感》。

　　在那几年，我从这个仓库借去大量的中外文学和历史书籍，至今还记得，孟德斯鸠的《一个波斯人的信札》、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惠特曼的《草叶集》、叶圣陶的《倪焕之》、老舍的《骆驼祥子》，就是在那个时候读的。

　　1971年后南京图书馆局部恢复开放，我又在每个休息日去那里读《鲁迅全集》，将包括鲁迅译著在内的旧版《鲁迅全集》全部通读了一遍。正是这些作品支撑起我的人文主义的信念。

　　七十年代中期，国内的政治局势更加险恶，我的一位熟人的弟弟因愤恨江青的专横，在1975年从其家中的阁楼上跳下自杀身亡。我的家也每天受到居民小组老太太的监视，只要家里来一外人，她就站在门口探头探脑。

　　1976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我与好友贺军坐在长江路人行道的路边。我背诵了鲁迅的话：“地下火在运行，岩浆在奔突……”（1995年8月底，我与贺军在纽约第五大道的街心花园坐了半天，我们共同回忆起往昔岁月，都谈到1976年夏在长江路边的那次谈话）。

　　在文革期间，我读了许多毛泽东的内部讲话和有关“两条路线斗争”的资料，这些资料真真假假，其中不少充斥着大量的歪曲和谎言，然而它们还是激起了我强烈的兴趣。结合文革中所发生、暴露出的一切，以及自己的生活感受，我愈来愈有一种想探究中共革命历史的愿望。在这个过程中，我注意到了延安整风运动——这虽然是距那时以前几十年的往事，但我还是隐约感到，眼下一切似乎都与它有联系。在大字报和各种文革材料中，我难道不是经常读到毛和其它“中央首长”的讲话吗：什么“XXX最坏，在宁都会议上，他想枪毙我”，“刘少奇在抗战期间勾结王明反对毛主席的独立自主方针”，什么“XXX在延安审干中查出是自首分子，因此对他控制使用”，还有“王明化名马马维奇在苏联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等等。

　　在那些年里，我虽然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却不知填了多少表格，从小学、中学到工作单位，每一次都要在“政治面貌”、“社会关系”栏内填写老一套的内容。看看周围的人，大家也一样要填表。我工作单位的人事干事是从老解放区来的，她说，这是党的审干的传统，是从延安整风开始推广的。

　　那么延安整风运动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带着这些疑问，1978年秋，我以历史专业作为自己的第一选择，考入了南京大学历史系。

　　1979年后的中国大学教育开始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我经历了那几年由思想解放运动而带来的震撼并引发了更多的思考。在课堂上，我再次听老师讲延安整风运动，我也陆续看到一些谈论“抢救”运动的材料。然而所有这些都在维持一个基本解释：延安整风运动是一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

　　1979年我还读到周扬那篇有名的文章《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周扬将延安整风与五四运动、七十年代末的思想解放运动相提并论，谓之为“思想解放运动”。

　　在大学读书的那几年，我知道，虽然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已被批评，但毛的极左的一套仍根深蒂固，它已渗透到当代人思想意识的深处，成为某种习惯性思维，表现在中国现代史、中共党史研究领域，就是官学盛行，为圣人避讳或研究为某种权威论述作注脚几乎成为一种流行的风尚。当然我十分理解前辈学者的矛盾和苦衷，他们或被过去的极左搞怕了，或是因为年轻时受到《联共党史》、《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的思想训练太深，以至根本无法跳出官学的窠臼。

　　然而，我难以忘怀过去岁月留下的精神记忆。刘知几云：治史要具史才、史学、史识，其最重要之处就是秉笔直书，“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至令我还清楚记得1979年在课堂上听老师讲授司马迁《报任安书》时内心所引起的激动，我也时时忆及范文澜先生对史学后进的教诲：板梁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所有这些都促使我跳出僵硬教条的束缚，努力发挥出自己的主体意识，让思想真正自由起来。

　　从那时起，我萌生一个愿望：将来要写一本真实反映延安整风的史书。为此我开始搜集资料。

　　由于延安整风在主流话语中是一个特殊的符号，有关史料的开放一直非常有限，这给研究者带来极大的困难。但在八十年代以后，官方也陆续披露了某些与延安整风运动相关的历史资料，除了少量档案、文件集外，也出版了不少回忆资料。这给研究者既带来了便利，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这就是如何分析、辨别、解释这些材料。应该说，我在中国大陆长期的生活体验以及我对有关史料的广泛涉猎，加强了我阅读资料的敏感性，我逐渐能够判断在那些话语后面所隐蔽的东西。

　　经过对多年搜集、积累资料的反复研究和体会，我头脑中的延安整风的轮廓逐渐清晰起来。我开始发现散乱在各种零碎资料之间的有机联系。1991年8月中旬，我开始动笔，到1992年底，我已完成初稿的三分之二。

　　从1993年始，我的写作速度慢了下来。我感到自己需要对所论述的问题作进一步的思考，同时需要更广泛地搜集、阅读各种资料。

　　1995年夏至1996年秋，我有机会去设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作访问学者。我在美国的研究题目与延安整风无关，但我仍利用在华盛顿的便利，在国会图书馆工作了一个月。然而很遗憾，国会图书馆中文部虽然收藏十分丰富，但是几乎找不到我所需要的有关延安整风的材料。

　　1996年10月我返国后，又重新开始写作，到了1998年夏，全书已经完成。我又用半年时间对书稿作了三次修改补充。1999年初交稿后，在编辑校对阶段，我接触到若干新资料，对书中的个别内容再次做了充实，于1999年春夏之交，全书最后定稿。

　　我写这本书，在思想上一直以求真求实为依归，在写作过程中始终遵循据事言理的治学方法。

　　我以为，重要的是，首先应将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叙述清楚，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乃是因为数十年意识形态的解释学早将当年那场事件搞得云环雾绕，面目不清。为此我作了大量的工作，对各种重要的和非重要的资料进行点滴归拢，爬梳鉴别，再对之反复研究体会，使之融汇贯通。这方面的工作用去我最多的时间和精力。

　　我不反对对延安整风这一重大现象进行严谨的理论分析，且认为，这个工作极为重要，但是我又担心过度解释会妨碍读者自己的判断。陈寅恪先生言，“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滴水观沧海”。因此在本书中，我从实证研究的角度，以分析性论述的方式展开，这也与我个人比较重视历史的个案研究有关。

　　在写作此书的七年里，我一直怀有深深的遗憾，这就是，我无法得到更重要的原始资料。众所周知，有关延安整风期间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中社部、中组部的档案文献，除少量披露外，绝大部份迄今仍未公开。1992年，我看到一位负责人在中央档案馆的讲话，他说：鉴于苏东巨变深刻的历史教训，应该加强对档案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他指出：党的档案资料的保管，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我可以理解这位负责人的观点，但是站在学术研究的角度，却为不能阅读和利用这些珍贵史料而感到遗憾。

　　由于这是一本私人写作，十多年来我从自己不多的工资里挤出钱购买了大量的书籍资料。我从没有以此选题申请国家、省级或大学的任何社科研究项目的资助，所以我的另一个遗憾是，我无法对一些当年参加过延安整风运动的人士进行口述采访。如果我做了这样的工作，一定会对本书的内容有所充实。

　　我还有一个遗憾，是我没有机会去莫斯科搜寻有关资料。九十年代后，莫斯科开禁历史档案，涉及四十年代苏共与中共交往的文献记录也已开放。中国历史学会的沈志华博士近年来为搜集这些史料作了大量工作，他并已将其中某些材料转送北京研究者（沈博士告诉我，苏共与中共在延安整风期间交往的史料很少），因沈博士去美国，一时联系不上，这也使我深感遗憾。

　　伏案几载，每天神游于当年的历史景像之中，自然会对延安整风运动及其相关的史事与人物产生种种体会，这方面的体会与感受的绝大部份已化为书中的叙述，但是还有几点需在此予以说明：

　　一、予生也晚，未能躬逢中共草创革命的年代。吾细读历史，站在二十世纪全局观二十年代后中国共产革命之风起云涌，心中自对中共革命抱持一种深切的同情和理解。吾将其看成是二十世纪中国民族解放和社会改造运动的产物，认为在历史上自有其重大正面价值和意义。

　　二、从中共革命夺权、推翻国民党统治的角度观之，延安整风运动对于中共革命成功助力巨大。但是，延安整风运动中的某些概念、范式以后又对中国的发展和进步产生若干消极作用，极左思想、权谋政治汇溪成流，终至酿成建国后思想领域一系列过左的政治运动直至文革惨祸，真所谓“成也萧何，败也箫何”！所幸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已逐步走出过去那种怀疑一切、无情斗争的极左道路。但旧习惯思维的清理仍需长期努力。吾期盼旧时极左的“以我划线”、权谋政治永不再来，国家从此能步入民主、法治的轨道，如此，则国家幸甚，民族幸甚！

　　三、本书涵盖面颇宽，涉及中国现代史上许多著名人物，对于本书论及的所有人物，我只将其看成历史人物，不存任何既定的好恶偏见，主观上力求客观公允，“不虚美，不隐恶”。当然，任何研究都不可能完全排除作者的价值关怀。陈衡哲先生曾说过：“若仅缕述某人某国于某年征服某地……那有什么意思？”说的也是研究者的价值关怀问题，只是这种价值关怀不应妨害到叙述的中立和客观。如果说本书的叙述中有什么价值倾向的话，那就是我至今还深以为然的五四的新价值：民主、自由、独立、社会正义和人道主义。

　　在写作此书的几年里，我得到了一些朋友宝贵的支持和鼓励，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我谨向他们表示真挚的感谢。

　　上海师范大学的许纪霖教授多年来一直关心我的研究的进展，他还为本书的出版提出许多好的建议。在与许教授的交往中，他的深厚的学养和对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卓越见解总是使我深获教益。

　　我衷心感谢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的金观涛教授和刘青峰教授，他们对本书的出版提供了热情的帮助。在本书定稿过程中，他们提出一些富有启迪性的建议和意见，对于本书臻于学术规范化的要求有重要的作用。

　　我也向我的同事和好友、南京大学历史系颜世安教授和现旅居美国的贺军先生表达我的感激，他们的友谊和支持，对于我一直是一个激励。

　　我曾与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孔斐力教授（Phi1ip Kuhn）和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华盛顿——南京办公室”主任甘安哲博士（Anthony Kane）有过多次关于三十至四十年代中共党史问题的愉快讨论，他们的支持和鼓励对于我的写作是一种推动。

　　在写作此书的几年里，我始终得到我过去的学生甘思德（Scott Kennedy）和唐山（JcffZuckerberg）、林志涛（Felex Lin）的关心和帮助。我的研究生郭洵澈对我帮助尤大，他不仅帮我用电脑输入文字，还与我分享了讨论的乐趣。在此我向他们表示深切的感谢。

　　我也向本书所引用文字的作者、编者表示我的谢意，我虽然在引述文字时都做有详细的注释，但没有他们提供的资料基础，我要完成这本书也是不可能的。

　　我要向本书的责任编辑郑会欣博士表达我深深的谢意。郑博士自己有大量的研究任务，但他还是拨冗为本书做了许多琐细的工作，他的慷慨支持对本书的出版有重要的帮助。

　　1998年夏秋之际，我有机会前往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作访问研究，在“大学服务中心”得到熊景明女士的热情接待和帮助。在这个收藏丰富的史料中心，我为本书补充了若干新的资料。在此向熊景明女士和“大学服务中心”表示深切的谢意。

　　南京大学历史系资料室的老师们多年来在图书资料方面给了我许多帮助，对他们的友好、善意和敬业精神，我深表感激。

　　最后，我要深深地感谢我的妻子刘韶洪和儿子高欣。我的妻子在每天工作之余承担了大量的家务，使我可以专心致志进行研究，她还为书稿作了一部份的电脑输入工作。为了写作这本书，许多年我不能和妻子、孩子一同出外游玩，也不能与孩子经常讨论他的功课。没有他们的支持、帮助和理解，我要完成此书是完全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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